中國模式在英語中稱為「Chinese model」，雖然似乎指涉同一中國經驗，但在不同脈絡裏意義卻大有不同。丁學良指出，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必須區分清楚哪些是學術討論，哪些是宣傳。他再三強調，model這個概念在社會科學中是中性的，每個國家都可以有其模式，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一些元素，也可以拒絕其中一些元素。在學術討論中，使用中國模式這概念並不意味百分百認同。在中國語境中，「模式」卻有模範的意義。在北京用語中，中國模式更是最好的，就算無法百分百複製，也應該從中學習。丁學良說﹕「北京很多人都試圖把事情簡化，西方是一個模式，中國是一個模式，但事實並非這樣。」因為模式總在變動，中國模式亦不例外。 「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近年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熱門課題，吸引不少專家學者研究這套發展框架能否適用於所有發展中國家身上。率先引領相關研究的《時代》周刊前編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發表《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論文，力讚中國領導人活用「摸着石頭過河」的務實改革精神。雷默在文中提出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三個理論，包括﹕1)以創新解決改革產生的問題；2)以可持續性及平等量度發展成效準則；3)維護自主及平衡霸權(即美國)的潛在威脅。 一些學者對此有保留，特別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產生更多貧富懸殊問題，與第二點的原則背道而馳。不少人批評雷默的論述過分簡化，把北京共識標籤成「華盛頓共識」的鏡面，兩者變成互相排斥的政策工具，忽略了中國模式背後的歷史及文化因素，如何從後塑造出今日的改革績效。事實上，雖然西方學術普遍把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互換使用，但也有中國學者認為兩者存有本質上差異，例如北京共識僅是政策原則，中國模式則是一套集政治、經濟、社會於一體的經驗及發展路徑，難以複製並套用到其他國家上。 ──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 馮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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