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月佔領運動處處有學生的身影，學聯甚至成為與政府談判的對象。有建制派意見指出，許多青年參與「佔中」與中學通識教育科內容有關。負責檢討通識科的委員會，之前提出一個檢討方向是將「今日香港」單元內的「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與「生活素質」兩個主題合併，減少涉及香港政治的內容。教育局回應稱通識科課程檢討與佔領運動絕無「針對性關連」，亦沒收到任何政府高層指令整治通識科。

事件背景

資深傳媒人余諫之在《明報》撰文透露，前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梁錦松早年發現學生懂得本科知識，對時事卻欠了解，於是提出改革教育，最終教育部門敲定設立通識科。余諫之引述學者所言，若有人認為應藉削減通識科內容來減低學生對社會議題的認知及關注，令他們無法作知情抉擇，那便是違背了通識科的教育理念；若以為是通識科推動學生上街，亦是漠視通識「不偏不倚」、「多角度思考」的教學理念及將社會問題過分簡單化。

曾任教統局常任秘書長並推動通識科的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2014年9月公開表示，通識教育原意是希望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從多角度了解問題，但現時通識教育似乎更多偏向純粹研究政治議題。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11月亦向特首梁振英提出，應將通識科由高中必修科改為選修科。

◆1. 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召集人梁美芬：

通識必答題要「選邊站」

聯席沒有提出通識科內不能教政治，聯席只是鑑於通識科是新學科，就其考核方法及是否作為必修必答作出探討……在必答題上，考生沒有選擇，一些同學甚至會就爭議表態，說白了就是「選邊站」。我們贊同(教協會長)馮偉華所提倡「讓學生關心社會，就不同時事議題多作討論和自由地表達意見」，但要指出，討論政治應先從基礎理論開始，不能「未學行先學走」。學生是否知道一些基礎理論……沒教，便向學生鼓吹「佔中」，這對中學生負責任嗎？

更重要是，一旦爭議如「佔中」成為考試必答題，考生亦未必敢暢所欲言，寧願猜忖老師們普遍的立場，給一個安全系數較高的答案，這是人之常情。一些老師鼓吹、參與籌備如「佔中」一類政治行動，政治立場如此清晰，同時又擔任評分員，其潛在的角色衝突怎不教同學們、家長們擔心？

˙解讀

自2011年「學民思潮」領導反國民教育科後，建制派已有聲音批評通識科過分偏重政治。梁美芬認為通識科「偏重政治」的原因在於涉及政治的必答題令學生必須表態，加上如學生缺乏基礎理論知識，討論或就時事議題表態是「未學行先學走」。另外，她又認為部分通識科教師和評卷員本身有清晰的政治立場，令學生答題時為迎合教師立場而未敢暢所欲言。

教協會長馮偉華回應，教師即使有政治立場，也不代表教學上會偏頗，認為梁的評論「毫無事實證據，肆意侮辱教師專業精神和操守」。

就答題立場的問題，考評局已多次強調學生的立場絕非評分準則，只要能自圓其說，言之成理便會給分，評卷時亦有機制確保評卷員專業，例如較資深的評卷員會抽查試卷。而考評局發表的2014年文憑試通識科報告指出，考生回答有關元旦遊行及檢控示威者一題的表現僅屬「一般」，相當多考生誤將「法治」等同執法或僅為守法。2013年香港通識教育會舉辦的模擬考試中，的確發現學生雖能就「佔中」議題列舉「公義」、「和諧」等熱門用語，但不少人一知半解，如指「佔中」是為爭取最低工資等。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黃家樑稱，通識課程廣泛、課時不足，教師可能未為學生打好根基，呼籲設法教授政治制度及名詞的基本概念，才與學生討論複雜的政治議題。

◆2. 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委員會前主席陳岡：

通識科試卷偏重政治題

從教學角度來看，主要牽涉到本港政治議題的教學內容大約佔整個課程的7/51(即13.7%)。為什麼考評局的試卷設計，卻容許政治題的比重(3年來佔20.5%至37%)變成為課程內政治議題比重的1.5至2.7倍？因為公開試試卷設計偏重了政治題，而相對地忽略了其他主題，教師為了照顧學生考試的需要，倘有偏教政治議題，完全可以理解。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列出的其中一項學習成果是「願意成為盡責認真的公民」，意即教師培育出來的學生，只要抱持這種態度，思考過將來透過什麼方法盡好公民責任，定下立場，就算不在求學階段付諸行動，或即使在政改問題上選擇與罷課不同甚至相反的行動(例如在罷課日照常上課，是盡好作為學生公民的責任，下課後才去社交網站表達對政改的意見)，也算達到這個學習成果。

˙解讀

陳岡引用數據證明自第一屆中學文憑試以來，通識科試卷(尤其是卷一)題目偏重本地政治議題。另外他由通識科的學習成果切入，認為即使同學沒有直接行動作政治參與，只要有相關的公民意識，已可反映出通識教育的真正成果。他又認為出現「抗爭是學習通識的成果」的論調，癥結是通識科公開試試卷「偏重政治題」。

就此，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許承恩曾撰文表示，通識科教師「未會偏教，亦未敢偏教，因為這樣有違通識精神。我們只是依據議題探究原則，運用概念，好令學生探究日常重要議題，學習如何成為有責任感、有承擔感的公民」。許承恩形容通識教師擔當一個「教導學生不要偏執一方」的重要角色，「舉例，報章報道『佔中』，通識老師會提出社會上有『反佔中』的事實；有學生激進地表達罷課訴求，通識老師也會從另一角度討論，讓學生明白反對罷課的因由」。

◆3.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趙永佳、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子樂：

通識科令學生更持平、多角度思考問題

社會繼續就通識科是否偏重政治課題爭辯……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社會關注點﹕通識科會否「淪為」政治灌輸(political indoctrination)的工具，令學生們的政治取向變得激進？我們要注意﹕首先，不可能把學生課堂所學的知識或考試答題內容，跟學生現實中的政治立場畫上等號……除了在極權社會，學校其實並非是意識形態灌輸的有效場所。

我們討論通識科的實踐對學生政治參與的影響，有需要把「知識層面」和「參與態度」分清楚。青年人決定參與「政治」與否，更大機會受其他原因，例如可以取決於個人對參與個別政治事件之利弊得失的衡量……學生現時和將來的政治投入度，關乎家庭背景、朋輩、新一代文化、公民社會發展、政經大氣候等等不同因素。

通識科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多角度思考、批判思考的重視，儘管課堂教學可能會出現政治議題或課堂以外日常生活、新聞、網絡言論充斥政治爭拗。通識科所帶來的思考工具，不但讓學生能盡量避免受別人誤導、煽動，而且讓他們抱持較持平、客觀冷靜和包容的態度去分析各大社會爭議。新高中通識科推行至今已踏入第6年，正修讀和已修讀的青年人約有42萬人(以每年7萬人計算)，若通識真的有「教壞」學生的能力，那投身街頭抗爭的青年人又哪會只有一萬數千人？

4. 教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教授及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聯席總監梁恩榮、教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研究助理郭春蘭：

通識能實踐學校的公民使命

大部分國際及本港的研究均指出學校的公民教育(包括通識教育)對學生學習政治有正面作用，例如提升學生的公民質素及加強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等；但是直接引動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效能則不強……反而是社會事件的本身及數碼媒體對社會事件的傳播更能有效牽動及組織學生，通識科引動學生參與「佔中」的觀點並不成立。

通識科協助學生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各爭議的時事議題，學習如何去處理複雜且相互矛盾的資訊；另方面通識科老師更可藉�荂u批判性反思」的教學法，運用相關概念來深化及平衡學生在參與社會運動時可能引發的激情。從這角度來看，通識科可說是實踐「學校的公民使命」的一個極重要途徑。減少通識科有關香港政治的內容的論述， 實在是極不智的做法。

˙解讀

與陳岡的論點不同，(3)趙永佳和李子樂認為知識並不等同行為，知識是客觀事實，如數據、新聞事件、歷史等，學生有相關知識並不等同有相關立場，或驅使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二人引述外國研究，論證公民教育或牽涉政治議題的課程與教學一般能提高學生相關的知識，但不代表政治參與度一定相應提高。而(4)梁恩榮和郭春蘭一文正正就是討論知識(通識科)和行為(參與「佔中」)的關係，結論是知識不能直接引動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而且課堂教學也不能有效帶動學生參與社會運動。

趙永佳和李子樂認為在民主社會，學校並非灌輸意識形態的場所，而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受很多其他因素影響，非單憑知識可以左右。事實上，通識科課程指引「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主題中已清楚列出影響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的因素，除社會結構、政治、教育和傳媒影響之外，還有該事務對個人和群體的意義和影響。

通識科素有「ABC」的教育目標，即awareness(認知)、broadening knowledge(擴闊知識)及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思考)，這兩篇評論均認為通識科令學生更持平、更全面地思考問題，不被誤導、煽動。因此「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部分不會「鼓吹」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相反如梁恩榮、郭春蘭所說，更能實踐學校的公民使命——藉教育讓學生認識政治的正面價值及功能，並培育具政治醒覺，豐富的公民知識，有獨立、批判性思考，認同及持守民主、人權、自由、公義、法治、國民身分認同、廉潔等核心價值和積極參與，塑造公義社會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