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田的獨子、在「六四」事件中唯一被捕的香港學生姚勇戰上月接受本報電話專訪時表示，1980年代的大學生和民眾，對社會充滿希望，相信明天會更好才會上街示威，當大家對政府絕望了，或者認為政府會武力鎮壓的話，是不會上街的。回首25年前，姚勇戰坦言，假如歷史讓他重新選擇一次的話，自己未必會參加學運。

明報記者

復旦求學投學運　雙親規勸不果

姚勇戰生在上海，是家中獨子，1982年隨父母來港定居，1988年入讀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管理系，翌年學運爆發，他當選上海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那個時候19歲，年紀輕，考慮的問題不是很多，看到社會上發生了一些事情，感到不公平，就會站起來說」，姚在電話中對本報說，當時他在上海，父母在香港，「他們管不住我」，他笑言，父母對學運的口號大致支持，只是不希望「不好的事情」發生在兒子身上，「我母親來過上海，那個時候勸過我，但是她來的時間很短，她還要工作，她走了我又繼續」。

囚1年即回港　自感「非常幸運」

姚勇戰坦承，當時並不知道參與學運有多大風險，也不知道可能面臨長時間的囚禁。「我能夠只坐一年監獄就出來，回到香港，其實已經是非常非常幸運的了」。他現時在美國工作，與妻子育有3個孩子，「你問我如果可以選擇會不會再參加學運，我剛才第一個想到的是，我的妻子怎麼辦？我的3個孩子怎麼辦？所以我恐怕不會參加了。」

讚當年學生有理想有責任感

八九民運已過去25年，姚勇戰說，1980年代的中國是「上世紀後半葉最好的中國」。當時的人們較單純，大學生也抱有理想主義情懷，對社會有責任感。他指出，當時的民眾其實對國家有希望，相信「明天會更好」，所以才會上街，「如果民眾對政府絕望了，上街也解決不了問題，那麼就不會上街；如果民眾對政府是仇恨的，或者知道政府動輒會使用武力的，那也不敢上街」。

至於未來中國會否再發生同類事件，姚勇戰認為現時內地有不少群體事件，但多數是與生活、直接利益有關，而非像八九時為理念上街。「很難說，人心在『六四』剛過的時候的確是很怕的，但新一代人又出來了」，他解釋，當年他們參加學運是因為未經歷過文革，所以「不怕」，新一代人未經歷過「六四」，所以也「不怕」，「中國現在社會矛盾很多，很難說會發生什麼事情。」

相信這代中國人會看到民主化

「我對中國是有希望的」，姚勇戰強調，是「中國」而不是「中共」，他相信他這一代人能看到中國民主化。「中共再強強不過蘇共吧，蘇共都已經垮了，她(中共)能堅持多久呢？」他相信，中國最終會從內部慢慢變化，「連阿富汗都已經實現了民主，這種最貧窮、最落後的國家都實現了民主，中共還說中國人的質素達不到，中國人吞不下這口氣啊」。

中國政府每到「六四」紀念日，都會重複「中國政府對這場政治風波早有明確結論，中國在過去20年來，經濟社會取得重大發展，中國人民享有廣泛的自由和權利」的發言，姚勇戰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天經地義，「現在互聯網這麼普及，iPad、iPod進入到每一個家庭，這是人類的科技進步，科技進步會帶來生產力的發展，這是天經地義的，誰都不能拿這個credit(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