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南觀察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決定中，引起老百姓議論最多的是放寬生育政策，由此而來的關注進一步深入，包括超生繳納社會撫養費的去向問題。深圳市公布去年共徵收社會撫養費1.9億元(人民幣，下同)，算是對民�憚漸璆N，但引發的討論更多。交稅多的市民若超生「罰款」更多，這是違反公平原則的，在中國居住香港人，遭遇的不公平更大。

一孩政策下超生要罰款，而且各地的罰則不一樣，隨意性很大，成為某些鄉村的財政來源，不知道哪個官員想出解釋，是國家給超生孩子上學和醫療保障，美其名叫「社會撫養費」，為此找到法律依據，後來逐漸完善罰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計算根據，並且對收入高的市民，收取人均1到6倍的費用。

此辦法是否合理先不說，但依據的原則是，國家負擔不起更高生育率，故要求國民自行承擔額外支出，且是以負擔能力來計算，而不是以社會撫養的成本來計算。

社會撫養費不應從罰款出發

這種計算方法的結果是，負擔能力愈高的人需要付出的愈大，深圳市去年收取的社會撫養費是接近22萬元，若按最高6倍收取其實接近44萬元，按義務教育9年算就是每年接近5萬元，較現行的異地借讀費高出6、7倍。

放寬生育限制後，夫妻一方是獨生子女也能生第二孩，由各省自行制訂實施時間表和具體細則。負擔能力愈高的市民，交稅愈高，但享受的福利沒有相應提高，特別是在中國居住的港人，若能以交稅額作為扣減社會撫養費，或豁免借讀費，才是維護公平的做法，讓社會撫養費更加合理，而不是從罰款的角度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