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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於2014年9月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又稱公民廣場)的「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原審時分別被判社會服務令和緩刑，2017年8月被上訴庭改判監禁，3人不服提上訴。終審法院2018年2月頒下判辭，認同上訴庭就涉暴力的非法集結訂立更嚴謹的量刑指引，強調即使所涉的暴力程度低，法庭未來亦不會容忍，若有充分理由，可判處即時監禁。惟終院同時指出，原審裁判官判刑並無原則上犯錯，上訴庭所訂的新指引亦不應追溯至本案，裁定3人上訴得直，刑期維持原判。

終院：認同新量刑指引 煽惑者罪責較重

終院法官於判辭開首指出，本港是和平社會，如罪行涉暴力理應加刑，故認同上訴庭早前就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訂立新的量刑指引，即若案情明顯嚴重，法庭要在懲罰和阻嚇上給予較大比重，並傾向判處即時監禁。終院亦認為，上訴庭的判辭正確指出，法庭不會容忍任何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即使如本案涉及較低程度的暴力，法庭未來亦有充分理由可判處即時監禁，更明言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憑領導角色鼓勵他人參與非法集結者的罪責應較重，須判處較重刑罰。

上訴庭早前將3人判囚時批評原審裁判官犯原則錯誤，判刑明顯過輕，包括未有考慮判刑須具阻嚇、涉案集結為大規模且有高暴力風險，以及無考慮3人應預計到會有保安受傷。惟終院反駁，原審裁判官量刑時明顯知悉判刑須具阻嚇力，亦知道本案為大規模集結，只是認為各人行為並非十分暴力，又說無證據顯示保安受傷與3人有關，故認為原審判刑無犯原則錯誤。

新量刑指引不應追溯至本案

終院續指出，若原審裁判官基於錯誤的事實裁斷判刑，上訴庭在刑期覆核時的確有權糾正，但由於現時並無犯錯，原審裁判官就被告個人情�G、動機及悔意在量刑時給予多少比重的考量是其酌情權以內事宜，上訴庭不應就此質疑。終院又指出，原審裁判官判刑時，上訴庭尚未訂出新指引，故判處社會服務令乃以往法庭常對非法集結罪判處的刑罰，非明顯過輕。

羅冠聰：香港民主運動輸了一仗

羅冠聰於庭外表示心情仍然沉重，並稱「香港民主運動輸了一仗」，因為若「公民廣場案」也被界定為暴力，參加者須因而面對中、長期監禁，和平集會將蒙上陰影，認為從裁決中看不見公義被完整實踐。黃之鋒亦形容此次為「糖衣包裝的嚴厲判決」，因終院接納上訴庭極其嚴苛的量刑準則，若未來有同類案件，涉案者將被判以月或年計的監禁。

■知識增益

終院：量刑可考慮公民抗命

終院認同上訴庭就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訂立更嚴謹的量刑指引，有民主派議員擔心，這意味示威者只要在技術上觸犯類似雙學三子的行為，政府或律政司便有空間提出檢控，或為日後的遊行集會帶來更多限制。

無明言「涉暴力即判囚」

上訴庭早前就非法集結訂立6點量刑指引，當中提到此罪行的犯罪情節廣泛，由極輕微至極其嚴重均有，倘涉案的非法集結規模大或涉及嚴重暴力，法庭判刑的主要目的是懲罰犯罪者及阻嚇罪行，可傾向判處即時監禁；但若案件非預謀、規模極小，或僅涉及十分輕微的暴力，判處社會服務令仍屬恰當。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表示，終院判辭確立了大規模集會中，只要涉及暴力，不論暴力程度高低，法庭均有可能判被告監禁，但他強調上訴庭所訂立的判刑指引非「死板、一成不變」，是須視乎具體情�G量刑，故並非只涉暴力便即判監禁；若整體集會表現和平，有可能毋須判囚。

另外，終院在判辭中提及，香港作為尊重人權的法治社會，法庭量刑時可考慮公民抗命的動機，但強調有關公民抗命或行使憲法權利的行為必須是「和平、非暴力」，不可超越憲法所保障和平集會的界線，違法者亦應預料會被懲罰；由於憲法權利並不保障公眾使用暴力，故行為一旦涉及暴力，違法者或須面對阻嚇刑罰。

終院對公民抗命的定義

1. 違法者違犯某項他們認為不公義的法律

2. 違法者為了抗議他們眼中不公義的事件，或導致法律或社會上有所改變而作出的違法行為

■相關概念

示威自由(Freedom of demonstration)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

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

[通通識 第5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