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自1961年首宗眼角膜移植手術、1969年首宗腎臟移植，香港移植學會前會長兼伊利沙伯醫院腎科專科醫生周嘉歡說，本港器官移植手術至今為逾4000人續命，「賺來」的日子累積超過4萬年。這次《通通識》找來冒生命危險將三分之二個肝臟捐予丈夫的妻子，以及因成功換腎重拾活力並發起舉辦器官移植運動會的病人。捐贈者家屬的一念之差，如何扭轉3個家庭的命運？

延續母親助人精神 「3家庭記得我媽」

張德芝(Queenie)是聯合醫院的護士，2002年一個工作天突然接到電話，說媽媽突然腦血管爆裂，昏迷入院。出事前，Queenie的媽媽才做過身體檢查，發現患上肝硬化，但沒有檢查腦部，未能發現腦部異常。

母親危殆期間，Queenie有3天不敢離開醫院。當時有名黃姑娘陪在旁，「我已經猜到她(器官捐贈)聯絡主任的身份，知道她會遊說我捐出母親的器官，但我當時想好了，如果她開口問，我一定不會捐」。Queenie因工作曾看過死者捐贈器官而身體被掏空，感覺難受，「不想媽死後都要受這種痛苦，會留下疤痕的。一來，我還不能接受她的死；二來，她沒有留下一句話就走了，我很捨不得……」。事隔14年，Queenie想起母親當時突然離世，還是忍不住落淚。「我兩歲時爸爸就死了，只剩媽媽一個家人和一隻貓，真的很想救她，但自己做這行，明白她的情況是沒有希望。最後她因血塊壓著腦幹，腦死亡。」

原拒捐母器官 因剪報動搖

為何Queenie終回心轉意，捐出媽媽的心臟和兩個腎臟呢？「黃姑娘查到我媽有肝硬化，於是拿著一張剪報給我看，報道是有女兒呼籲捐肝救其肝硬化的母親。黃姑娘問我：『如果你是這個人的女兒，你的媽媽有肝硬化，你也會很想其他人捐肝給她吧。』」Queenie看完這篇新聞後已經有點動搖，後來黃姑娘再拿出一篇類似的報道，「我最後就決定捐了」。

Queenie認為這決定是完成媽媽的心願，「我媽心地很好，會撿起街上的膠袋，不想有人因而滑倒。既然她生前喜歡幫助人，我相信她會同意我的決定」。回想起來，Queenie從沒後悔，反而覺得不捐才會留下遺憾。「很多人說『人死如燈滅』，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但現在除了我，至少還有3個(器官受贈)家庭記得我媽，她沒有被遺忘，不是在世界上消失。」

醫管局定期安排團體活動，邀請器官受贈者和捐贈者家屬參加，Queenie多會出席，「我是代媽媽參加，榮譽是媽媽的」。雖然她不知道媽媽的器官用在哪個人身上，不能相認，但一想到媽媽的某部分跟自己「這麼近，那麼遠」，感覺安慰。

夫婦同肝共苦「活一日賺一日」

夫妻本是同林鳥，7年前毅然捐出三分之二個肝臟給丈夫的鄭太說：「我和他就像一對翅膀，缺了一邊就不能飛。」

1987年，香港發生「毒菜心」事件，過百人因為吃過有毒菜心而不適，十多人更重度中毒，包括鄭氏夫婦。鄭太數日後經治療排毒，但鄭先生卻因此患上急性肝炎。家庭變故由此起，兩人要賣樓醫病，鄭太認為是不幸，「但不能改變，唯有接受，樂觀面對」。此後的十六七年，鄭先生經歷肝炎、肝硬化、肝癌的漫長治療，到2009年他的肝終於「捱」不下去而壞死，腎也開始衰竭。

2/3肝捐夫 手術風險高

由於病情太嚴重，醫生起初並不建議鄭先生做換肝手術，其O-血型也較少見，要配對相同血型的肝臟格外困難，鄭先生的手術成功機率僅兩成至三成。鄭太不放棄丈夫，最終打動醫生批准做手術，醫生形容是「給鄭太一個希望」。在經過審查(註)和連串痛苦的全身檢查後，醫生證實鄭太適合捐肝。鄭太對捐肝義無反顧，通知父母、給年幼兒子留下一紙遺書後，即接受手術，捐出自己三分之二個肝臟為丈夫續命。其實手術前兩三個月，鄭先生的身體狀況已非常差，全身乏力，只剩下「眼仔睩睩」，「我跟他說：『有我在，我一定救你。』」

換肝是複雜的大手術，所以多鼓勵遺體捐贈，醫生就可主力救受贈者，「活體捐贈手術中，醫生要同保兩條人命，手術風險、難度和成本高」。鄭先生也非常擔心太太的身體，一開始不願意接受她的肝，他說:「我已經有死的心理準備，如果手術不成功，太太又要受苦，那不是白做？」鄭太卻堅持要捐，笑說當時「想打暈他，那我就可以幫他簽字做手術」，也想過「若丈夫有(生命)危險，那我也一起走」。

鄭先生雖忐忑不安，幸手術成功，可再與太太同走人生路。手術後兩人腹部留下「情侶疤痕」，「同肝共苦」感情之深，毋需多言。鄭太笑說：「感謝先生給我機會，肯收我的肝。」肝臟雖然切了部分，仍能再生至原來大約八成體積，不過始終影響身體，鄭太說自捐肝後，感冒多了，現時更注重健康，常和丈夫做運動。

夫婦二人有感「活一日賺一日」，也因為明白家人患病的打擊和痛苦，兩人康復後都積極做義工，宣揚器官捐贈救人的信息。

註： 在香港，遺體或活體器官移植均受《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管，主要目的是確保當中不涉及任何商業交易。條例審查包括配偶或有血親關係者之間的器官移植，需證明雙方的關係等。

換腎重生：活得好好就是答謝

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創會主席黃炎華(Martin)是個充滿活力的人，向來喜愛做運動，身體健康，不料1999年確診末期腎衰竭。他一邊「洗肚」(即腹膜透析，利用腹膜上的微血管網絡進行透析，以排走體內廢物和過多的水分)維生，一邊「排隊等換腎」。

Martin在家睡覺時用腹膜透析機(每次約8小時)，生活有時被「洗肚」時間所困，出差要計算好航程時間，因有傷口而不能游泳等。他說，保持積極心態對抗病很重要，他在等候移植期間照常工作和運動。「不想因為生病而降低生活質素，會帶機(腹膜透析機)和家人去旅行。」

樂觀的他憶述，當時起碼可以洗腎「吊命」，更有機會康復，「用這個角度去看，我已很安慰」。幸運地，等了3年多後，2002年他做了換腎手術。當時Martin 30多歲，兒子約6歲。「執番條命，猶如重生；更珍惜所有，也更積極！」他一直想學潛水，「手術成功後第一件事便是問醫生我可否學潛水」。

2007年，Martin跟伊利沙伯醫院腎科專科醫生周嘉歡參加於泰國舉辦的第16屆世界移植運動會(World Transplant Games)。Martin知道「香港隊」的成績一向不俗，但卻未有正式團體，只靠周醫生「帶隊」，遂萌生成立組織幫更多人的念頭。2008年，Martin和一班器官受贈者、捐贈者或其家屬及醫護人員等，成立香港移植運動協會，除舉辦運動練習班、義工活動外，協會2012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香港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本月29至30日將舉行第3屆。

辦移植運動協會 助受贈者增自信

運動會目的不為競賽、拿獎牌，Martin希望運動能提升洗腎者的自信，「因為做到(某項運動)會很雀躍」。在香港，捐贈和受贈雙方資料保密，捐贈者和其家屬的無私大愛，受贈者和親人如何表達謝意呢？受惠於遺體器官捐贈的Martin說，運動會是很好的機會「讓捐贈者的家屬知道，我們活得好好」，「沒有他們(捐贈者)，就沒有我們(受贈者)。我們就像是受託延續生命」。

在宣揚器官捐贈重要的同時，Martin和周嘉歡醫生也希望藉運動會鼓勵大家多做運動。運動有益身心，有助預防各種慢性疾病——Martin強調就算幸運地配對到合適的器官，受贈者亦必需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做手術；手術過後，適量運動也能促進康復。

文：王寶熒、古晨燕

圖：黃志東、古晨燕、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