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管控試出社會服從程度
疫規執行衍生悲劇 有志願者嘆見「人性之惡」
「疫情就是命令，崗位就是戰場」，在過去3年，這句標語成為貫穿中國社會的一條主線。
在一紙命令下，地方基層接連出現粗暴執法、人命損失等次生災害，社會從上至下被拖入看不到盡頭的疲憊和荒誕。
一名從軍隊退役的「大白」稱，防疫的絕對服從讓他看到人性之惡；學者艾曉明則認為，人們被社會規訓的方式所改變了。
30歲的小馬曾入伍8年，今年4月上海封城前，出於退役軍人的責任感，他參與了志願者服務兩個月，但他感到做「大白」這件事比當兵難。
封城早期，上海要求核酸檢測陽性的幼兒單獨隔離。小馬憶述，他曾送過一名年僅3歲的感染女童去方艙，途中小女孩很懂事，還主動叮囑「叔叔不要離我太近」。小馬清楚，自己在送她去一個很糟糕的地方，兒童沒有家長陪同很不合理，「但這是政府的決定，不是我一個大白能決定的，我很無力」。
為助老人出門求醫 與居委對質
大白：當兵服從簡單 社會人心難猜
更多時候，他承擔了額外的責任。當時小區有老人面臨斷藥斷糧，小馬給送了幾回藥，卻遭到居委阻止，理由是這樣做會把病毒帶回來。有一次，住宅樓裏一名召救護車的老人急需居委批示「出門證」，小馬當時踹開了居委辦公室的門，最終取得簽字，「許多居委不敢擔責，當時我對居委說，要是他們是你的父母，你怎麼想？」
但許多人沒有這老人幸運。在上海，有長者無法取得居委批的「出門證」而無法就醫去世；在11月的呼和浩特，一名55歲婦人跳樓身亡，想救母的女兒被阻於悍死的鐵皮門外。「很多人太壞、太壞了。」操皖北口音的小馬不斷提及這詞。
在原蘭州軍區受訓多年的小馬，曾在執行任務前寫過遺書、擊斃過毒販，有着比同齡人豐富的經歷。他說：「我感到當兵是對的，在部隊服從命令很簡單。但在社會上，做大白，很複雜，人心猜不透。」
有保安跳樓 居民紛猜因陽尋死
「陽不陽，就是我們活着唯一指標」
上海解封後的5個月，這座2500萬人口的城市沒有回到年初的「精準防控」，繼續採用嚴格管控，頻繁封小區，還發生「萬人賦紅碼」、迪士尼萬人密接隔離等激發輿論的事件。為此，高校職工林芳(化名)在解封後仍保持「兩點一線」作息，不敢隨意出外掃「場所碼」，她怕成為「時空伴隨」密接者。這種防禦、保守和恐懼的心態，在每個人心裏植了根。
林芳憶述，她們所住大廈曾有一名患抑鬱症的保安跳樓自殺，當時小區裏有混檢異常，居民紛紛猜測他因陽性而壓力過大尋死。直到確定他死前一天為核酸陰性，大家才鬆了一口氣。她覺得這種心態很可憐，「一個人去世了，大家覺得他是因為陽了……好像其他因素和生活都不存在了。陽或不陽，就是我們好好活着的唯一指標和意義。」
在封控期間，林芳曾擔任大廈志願者。她與其他「大白」買好防護衣、N95口罩等醫療物資，負責核酸掃碼、分發物資等。他們很快發現，因堆積個案過多，官方發布的個案與現實存在嚴重滯後，但封控措施是從公布之日開始執行。
林芳說，當時樓上有一名大叔「陽」了，但隔了至少10天才公布，到拉封條時，病人很有可能已轉陰性，這讓她覺得很荒謬。「後來(微信)群裏一個人在問，如果我們真的是對着空氣作戰，就像唐吉訶德一樣，每天把防護衣、帽子穿得很嚴，這會不會很荒謬？」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懷疑，這是一場大型的行為藝術。一開始上海人民有自己的劇本，但最後給了我們另一個劇本。我們只能陪你演到底，因為如果不演，那就不會結束。」在城裏不斷發生額外死亡的悲劇同時，林芳日復一日，花兩小時組織120戶人家做核酸，她稱出來走走，反倒能讓自己透透氣。
在學者艾曉明看來，疫下發生的許多悲劇，並不是人性層面上的墮落，而是人們被社會規訓的方式所改變了。這3年，各地政府針對拒做核酸、不報備行程等行為，使用包括拘留甚至判刑等懲戒手段。官方時常把疫情比作一場戰爭，「打好疫情防控持久戰」、「大上海保衛戰」。
「其實這3年，作為管控對象的我們，都被動地、承受了、忍受了這些限制，包括健康碼、做核酸等，沒有太多主動選擇的可能。」69歲的艾曉明是中山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婦女和公共問題學者，她在武漢一個多月沒有出過小區門。一些朋友靠着臉熟，避開了「健康碼」查閱，她稱之為「消極的不服從」。
2020年，艾曉明在武漢經歷了76天的封城，她當年發表封城隨筆的公眾號早已被封。更受關注的同行作家兼好友方方，則因「武漢日記」遭左派口誅筆伐，斷送了在國內發表作品的前途。與此同時，科學的意見無法發聲，質疑連花清瘟的醫學科普微博「丁香醫生」被限制發言，年初帶領上海精準防疫的醫學專家張文宏，一度半年沒有出現在大眾視野。
「層層加碼是不容批評的必然結果」
「為什麼會有層層加碼？因為你不容許批評，那加碼只能是必然的結果。」艾稱，「愈是底層的層級，愈要面對居民，在居民理性聲音無法表達的時候，他只能用暴力、強制，一開始先用木頭封，後來用鋼絲、用鐵皮。」她指出，這3年對法治的破壞很大，也是對科學、對民主的破壞，「現在好多事情讓人想起大饑荒時期的瞎指揮，不是民主、科學的辦法。這一切不是疫情才有的，只是疫情激化了一切」。
回顧這3年，艾認為疫情訓練了權力機器的精密性、高效率和強管制，如果沒有這麼大一盤棋，當局不知道自己有多強的控制能力。她說，社會通過這一系列巨大的動作培養出了服從心理，「這個測試是很有效的，我可以讓這個城市靜默下來，城市的行政管理系統可以服從到什麼程度；如果反覆操練，不就和福柯(法國社會理論家)的規訓與懲罰一樣嗎？你會知道，不服從就沒有生存的可能」。
至截稿前，國家衛健委未回覆本報置評要求。
明報記者 沈燕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