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默克爾時代 德對華政策難巨變
德前駐華大使：政界傾向平衡政策好壞 未如商界公眾負面
在現任總理默克爾執政後期，德國對華友好政策的爭議愈來愈大，無論是商界還是中德關係學者都有愈來愈多質疑聲音，令人關注下屆政府會否出現路線改變。但在默克爾時代曾任德國駐華大使的史丹澤(Volker Stanzel，圖)向本報表示，德國政治人物普遍比商界和公眾對中國看法沒那麼負面，傾向要平衡政策的好處與壞處，故相信德國對華政策在「後默克爾時代」會保持延續性，直至中德或中歐關係爆發更大危機。
泛歐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CFR)今年較早時進行的民調意外發現，德國是其一對中國觀感最差的國家——視中國為(由好至壞)「盟友」(ally)、「必要的伙伴」(necessary partner)、不知道、「對手」(rival)和「敵手」(adversary)的比例分別為2%、28%、23%、30%和17%。視中國為「敵手」的比例僅次於瑞典(跟丹麥平排)，視中國為「對手」比例跟法國並排第一，將這兩個負面標籤加起來計，更在受訪12個歐洲國家排第一。
2004年至2007年出任駐華大使的史丹澤承認，德國社會對中國的看法愈趨負面(見表)，而商界圈子因承受中共經濟政策措施的更大風險，及感受到外國企業面臨被逐出中國之虞，對華看法要比公眾更為負面。但他認為，政治人物對中國的看法普遍沒那麼差，那是因為他們採取宏觀經濟的思維，平衡好處和壞處，「所以在默克爾之後，現行對華政策會延續，直至中德關係或中歐關係可能發生更大危機」。
狄雨霏：德政商界害怕深遠改變
中美角力的國際政治現實也是德國對華政策出現動搖的重要因素。德國外交政策協會(DGAP)亞洲項目高級研究員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向本報稱，德國政商界整體上逐漸意識到有需要在政治和經濟範疇調整對華政策，這主要是出於盟友壓力，但也出於感受到中國逐漸超越德國，「但它不想或害怕作出深遠的改變」。
狄雨霏指出，自二戰結束後，德國以追求經濟繁榮為首要任務，安全事務交由美國和北約負責——即使德國「有可能是美國支撐的現行世界秩序中最為受惠的國家」，民眾也不以地緣安全角度思考、不願承擔領導角色、不願為捍衛民主價值而犧牲經濟利益。
史丹澤：經濟地緣因素 德美對華態度有別
默克爾政府其一受爭議之處是跟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保持距離，默克爾3月表明歐美之間縱有許多相同價值觀，但在對華政策不然。史丹澤同意德國對華態度跟美國有巨大差異，但背後牽涉經濟和地緣政治位置的因素，一來德國不像美國般承受對華巨大貿易赤字，二來德國在太平洋地區沒有直接的安全利害關係，故感受不到中方區內擴張主義的威脅。外界關注德國下屆執政聯盟組合會否成為對華政策的變數，例如批判中國立場較鮮明的綠黨和自民黨可能分得外長或財長等要職，或直接影響對華外交和經貿政策，但史丹澤和狄雨霏對此有所保留。
狄雨霏指出，綠黨確比許多政黨敢於批評中國，但其選民非從安全或政治風險角度思考，該黨領袖更可能因「親美」或「窮兵黷武」等指摘而受挫；而目前佔優的社民黨長年是執政聯盟一員，背負所有政治和經濟的包袱，倘若肖爾茨成為總理，他「大可能會謹慎行事」。
史丹澤比較幾位總理候選人時則稱，基民盟的拉舍特迄今未曾真正展示過他的對華態度，肖爾茨則抱持社民黨跟中共「尚算友好」的傳統立場，綠黨的貝爾博克則迄今未有任何實際外交政策經驗，「故即使言辭上肯定有所不同，但我看到現行基本走勢會繼續主宰(對華政策)」。
中方對歐洲動作的激烈反應，有時會超出歐洲預期，進而影響中歐關係。例如今年3月歐盟制裁較低層級的涉疆官員後，中方高調反制裁歐洲議會議員，便令《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叫停。史丹澤坦言，北京的獨斷性(assertiveness)以至「德國的經濟及其全球政策所受的損害」，將推動德國聯同歐洲走到美國一方。
上述變數在中德關係再次發生並非全不可能。Politico歐洲版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指近日履新中國駐美大使的秦剛以往出任分管歐洲事務的副外長時，曾跟會談對象表明道：「中德關係的全盛時期已過去。中方已準備好，一旦柏林改變立場，中方立即會展示力量。」
明報記者 周宏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