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點對點：＄37.5 最低工資或首凍結
【明報專訊】新聞撮要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重創經濟下，消息稱最低工資委員會經歷兩輪會議，仍未能就2021年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達成共識；資方認為營商環境轉差並憂漣漪效應引發員工要求加薪，大部分委員建議維持37.5元，勞方則反對，稱通脹影響下凍結最低工資形同減薪。委員會2020年10月底前會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遞交建議，倘政府拍板接受凍薪，將是最低工資生效10年來首次凍結。勞工處回覆，委員會將適時公布工作進展及建議報告。
法定最低工資自2011年5月1日實施，由勞方、資方及學者組成的最低工資委員會每兩年一檢，過去4次檢討都有增幅，由最初28元增至37.5元。
資方憂漣漪效應 勞方：基層抗疫貢獻多
勞聯、職工盟及工聯會反對凍薪，勞聯秘書長周小松指領最低工資的2萬多人是最底層工友，應加薪以維持他們的購買力，而且他們大部分是清潔工、單幢式大廈的保安，在疫情下工作量及風險大增，在抗疫上作出貢獻，凍薪絕不合理。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工聯會陸頌雄亦批評僱主獲政府過千億元支持，卻在基層工資問題上寸步不讓，他認為最低工資最少要加至39.3元。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表示領取最低工資的工友不多，加上該批工友在疫情下有貢獻，更不應凍薪。
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歡迎凍結最低工資，稱不少企業在疫情下經營已非常困難，若再上調最低工資，相信會產生漣漪效應，令其他員工工資上升，加重僱主負擔。
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及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焯照認為凍薪合適及合理。莊太量稱，在經濟及市况差、整體工資趨勢下跌下，不適宜增加最低工資，但建議政府可補貼基層。關焯照認為目前失業率見新高，疫情短期內未完結，且不少僱主不再申請保就業計劃，意味會有裁員或結業潮，經濟仍然會差，在私營市場減薪下，難上調最低工資。他相信在經濟低迷下增加最低工資，僱主可能會裁員，會推高失業率。——綜合《明報》報道
◆知識增益
在職貧窮
在職貧窮(working poor)概念由國際勞工組織提出，主要指在職者的住戶收入不足以令家庭總收入高於貧窮線。據政府統計處《2018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2018年整體貧窮人口約為102.4萬，當中16.6%(約17萬人)為在職人士，其中大部分(80.9%)只具高中或以下教育程度。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及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研究助理陳恩瀚2020年1月撰文分析本地的扶貧政策，指出本港扶貧政策介入後，貧窮情况獲大幅改善的主要是二人或以下小型住戶的老年人口，而政策介入後扶貧效果較有限的組別為居住於5人以下住戶的工作年齡人口(25至64歲之間)。二人指出這組別很有可能是在職貧窮家庭，認為他們的工作收入不高，家中有長幼需要照顧，但獲得資助最少，住戶入不敷出的同時，青少年的發展受到影響。
最低工資或首凍結
(圖)
●模擬試題
◆資料回應題
根據資料，在討論調整最低工資(A)時，不同持份者之間可能出現什麼衝突(B)？
↑(A)須緊扣最低工資討論，避免過分集中討論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影響
↑(B)須提出多對持份者，交代他們的衝突點，而非分開表述持份者的意見
參考論點
?勞方 vs. 資方
?衝突點：價值觀衝突
勞方與資方就調整最低工資，有價值觀衝突。勞方重視勞工權益，尤其是基層勞工的待遇。根據資料，勞方指出假如凍結最低工資調查，對於低層勞工而言，因追不上通脹，形同減薪。根據圖表，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平均每年增長約3%，而最低工資歷年調整時，增幅多略高於指數，增加最低工資有助加強低層勞工的購買力，而且勞方認為僱主於疫情期間獲政府保就業計劃資助，更應在最低工資議題上讓步。
相對而言，資方重視營商環境及營商成本。資料指出，資方稱受疫情影響，經濟市况變差，若增加最低工資，可能引發漣漪效應，使更多僱員要求加薪，最終加重資方營商負擔，甚至掀起結業潮。兩者重視的價值觀不同，因此就討論調整最低工資出現衝突。
?勞方vs.資方
?衝突點：受影響規模
勞方與資方在討論調整最低工資時，就受影響規模的理解各異，因而可能引起衝突。現正領取最低工資人數僅2萬多，而且勞方指出他們多為清潔工、單幢式大廈的保安，他們於疫情期間工作量多，勞方認為不應凍薪。
相反，資方指出增加最低工資會造成漣漪效應。雖然現時最低工資人數僅約2萬，但若將最低工資由現時37.5元增至40元，2019年5至6月間有逾8.9萬僱員的時薪為40元或以下，漣漪效應影響大，一旦因增加最低工資而掀起裁員或結業潮，更可能令失業率上升，影響人數更多。
顧問老師：鄧婉君老師
[通通識 第66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