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危為機：新冠疫情在日本的意外效應
危機來臨，禍福相倚，是危險，也是機會。
4月，日本官方宣布全國進入兩輪的緊急狀態，迎戰第二波從歐美傳入的新冠肺炎疫情。頓時，「居家辦公」成為了日本家喻戶曉的口號。然而，在崇尚考核工作態度的日本職場文化中，「居家辦公」完全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挑戰日本社會根深柢固的工作常識。隨着疫情在日本進入持久戰，新冠危機所帶來的連鎖效應正在慢慢發酵，逼迫日本社會精英反思陳舊的職場陋習。
疫下反思陳腐蓋章文化
「居家辦公」在日本首先面對的難題，就是所謂蓋章文化。眾所周知，日本企業的運作很大程度是依靠紙張文件來完成的。每個文件完成後，往往需要經過多級上司的重重承認，而蓋章，在這個過程中必不可少。這樣的慣例，在和平時期本不是問題，但在如今的非常時期，就是生死攸關的大事。
日媒最近廣泛報道，許多上班族不得不在疫情期間冒險返回公司上班，就是因為要去完成這個昭和時代留下的傳統流程，給各類契約書乃至發票等紙類文件蓋章。根據東京商工會在3月下旬對東京1300多家企業的調查顯示，實行「居家辦公」的企業只有26％。在日本負責推進IT事務的大臣竹本直一(79歲高齡)，本身竟然也是「保護蓋章傳統文化議員聯盟」的會長，何其諷刺。然而，隨着日本疫情對策本部呼籲國民在疫情期間儘量不要外出，為了蓋章而出勤的行為愈來愈不符合現在的新常識，蓋章文化開始在日本出現動搖。4月20日，日本總務省召開會議，確認今後在日本企業間推廣新的認可制度，鼓勵各類契約文件採用電子形式，預計將在2022年全面推廣。一場疫情，意外推動了日本職場文化的意識改革。
「9月開學」討論浮出水面
在日本，比蓋章文化更難以動搖的，還有教育系統的「4月開學」慣例。熟悉日本教育制度的人們都知道，日本學校的新學期是在櫻花盛開的4月，是明治以來延承下來的傳統慣例。每年3月，是日本的送別會和畢業禮的熱鬧季節。在這段時期，畢業生大量投入勞動市場，符合日本傳統大公司的招聘工作慣例。早在10年前，不少日本學者就已指出，4月開學，或許方便了日本國內既得利益層的招聘工作，但往往令不少有意前往海外留學的日本學生不得不打消留學念頭或提早回國，以適應日本本土就業市場的行規。此外，為了配合4月開學，大學的入學考試在大雪紛飛和流感橫行的2月寒冬舉行，往往給各地考生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如果實行9月開學，以上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且可以和國際接軌，方便海外學生來日本留學，一舉兩得。
本次疫情危機，似乎為日本提供了教育改革的機會。4月初以來，面對遲遲無法順利開學的學校和疲憊不堪的師生，日本官方內部已開始出現「9月開學論」。4月24日，文部科學大臣對媒體表示，如果疫情在5月6日之後依然難以完全平息，不排除「9月入學」這一政策選項。4月28日，極富改革思維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更直言：那些反對9月開學的官員或許害怕因改革而出現混亂，但是我們現在就身處於混亂之中，何不順勢大刀闊斧地改革呢？
在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面前，日本已經難以迴避過往視而不見的積弊。日本精英顯然需要盡快擺脫昭和時代的陳舊思維，大膽地和國際化接軌，果斷改革陋習，迎接新時代挑戰！
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