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民粹浪潮席捲歐美，而傳統左派政黨在這場風暴中卻似乎陷於捱打，不少更陷入分裂。法國上周日的總統初選便是一例。有論者稱，時代已變，若左派不能對反全球化、民族主義崛起及傳統工作消失這三大急切問題提供出路，恐怕會淪為無出路的抗議運動。
當右翼民粹浪潮為全球帶來不確定之際，歐美傳統左派(美國慣稱「自由派」)卻仍未找到方法回應時代的轉變。
在美國，失去白宮及國會控制權的民主黨，既苦思如何挽回白人藍領的支持，亦要面對克林頓夫婦所代表的建制路線及桑德斯代表的左翼路線分歧。至於去年公投脫歐的英國，工黨也面對類似問題，而且變得愈來愈不相干。當年領導工黨3次贏得大選的英國前首相貝理雅最近稱，英國已變成一黨獨大國家，首相文翠珊領導英國脫歐差不多未遇上國內阻力。
歐洲另一老牌左翼政黨法國社會黨亦面對類似困局。現任社會黨總統奧朗德民望低迷，左派已被普遍視為總統大選的陪跑分子。前總理瓦爾斯一直聲言社會黨必須避免向左走才能與右派及極右一較高下，但上周日總統初選首輪投票中，主打左翼政綱的哈莫卻意外跑出(見另稿)。
英國《衛報》記者哈里斯(John Harris)稱，平等、團結以及主張公共領域應受保護的左派理想雖然沒有改變，但左派賴以吸引支持的事物差不多全部消失。他說，西方左派正面對三大挑戰，首先是傳統工作正逐漸消失：不少人在臨時工及自僱間苦苦掙扎，不久更可能面對自動化威脅；其次便是右派強調的地域歸屬感；最後便是反全球化浪潮。
金融海嘯催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一句響亮的「我們是99%」將全球最富裕的1%跟其他人的差距形象化表達出來，但哈里斯指出，全球化及自由市場經濟所促成的不平等亦體現於文化差距，而這一差距亦將傳統左派基本盤一分為二：那就是擁抱國際文化的城市中產階級及失落的工人階級。
哈里斯指出，傳統工會及職場沒落導致工人失去過往的集體身分認同，令民族主義這集體身分認同填補這真空。他批評，左派一大缺點便是只懂要求改變，卻不明白改變。他稱，激進左派經常把職場上的科技改變視為貪婪資本家所為，寸步不讓；溫和左派則只懂投降，卻看不到經濟及科技新發展可以成為孕育左派新思維的機會。這便導致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歷劇變，「離地」左派政客卻不聞不問。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翌日，美國自由派便在各地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婦女大遊行」，規模為反越戰以來最大。不過，「佔領華爾街」發起人之一懷特(Micah White)上周撰文警告，若缺乏清晰的上台執政策略，大遊行最終只會淪為「自我感覺良好但沒有實效的大龍鳳」。他以過來人經驗指出，單單引起公眾注意從不足夠，而是必須要有策略上台。他稱，特朗普當選顯示就算是反建制的局外人也可透過選舉上台，這是左派人士應學習的。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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