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美國流行音樂歌手卜．戴倫 (Bob Dylan, 1941-)獲本屆諾貝爾文學獎。消息一出，全球的文化傳媒都熱烘烘地討論兩個問題：一、嚴肅文學獎應否給流行歌手？二、反建制的卜．戴倫會否好像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 一樣拒絕領獎？執筆之時，戴倫還沒有回應得獎之事，大會甚至找不到他，索性放棄。這位富性格的一代才子，似乎在閉關苦思什麼。

當面書傳來戴倫得獎消息的一刻，我心中說了這句話：「60年代的過來人，應該很高興了。」很自然地，我想到逝世的也斯，然後我把消息傳給他的兒子。也斯和太太吳煦斌都是戴倫的歌迷，這份感情似乎沒有因歲月而改變。每次見到吳煦斌，她總是穿著黑色衣服，掛着有戴倫名字的項鏈，代表一種堅持着的生活態度。我說也斯是戴倫的「歌迷」，這個說法可能不太準確，因為戴倫不是純粹的流行音樂歌手，他代表了反叛和反思的聲音。

活用生活化比喻 歌詞拷問內心

戴倫是美國60年代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代表人物。反文化運動在60及70年代衝擊主流文化，尤其在年輕人的社群，對於社會的建制思想，以至生活的方式都有所批評。戴倫在60年代成名的時候，他的歌詞表達了對美國人權運動和反戰的態度。1962年的作品〈隨風而逝〉(Blowin' in the Wind)是他的代表作。歌詞一步步拷問人的內心，我們為何對不公義的事情視而不見？我們要到何時才會伸出援手？

如此社會性的議題，有趣的是，戴倫並不是用強硬的文字風格來表達意思，而是運用生活化的比喻，例如「一個人需要舉頭多少次，才能看到天空？」。我很喜歡歌名Blowin' in the Wind，一連串的問題之後，你可能會期待一個更激昂的答案，但戴倫最後竟然告訴你，答案就在風中，歌曲是以此意象作結。當風起時，萬物在動，彷彿通過個人與世界的接觸，我們才會明白世間的道理。

倫是複雜的人，正如我們成長的歷程一樣，他的音樂路也有不同的階段。當他從民歌轉到電子音樂，從抗議歌轉到抒情歌，都惹來批評，好像他背叛了偉大的革命。也斯在〈歌與餡餅〉(1970)一文中曾經這樣為戴倫辯護：「難道一個人不可以依自己的方式做事，難道一個歌手不可以唱超現實風味的、樂與怒的、或抒情的歌，只因為他先唱過抗議的歌？」

哪個才是卜‧戴倫

和也斯及吳煦斌一起看過戴倫在香港的音樂會，那是2011年的事情。對他們過來人來說，望着站在台上的戴倫，自彈自唱，應該是百般滋味在心頭。然而，對於我，最深刻的還是電影《七人一個卜‧戴倫》(I'm not there, 2007)，一齣以戴倫為藍本的劇情電影。電影以6個演員扮演不同階段的戴倫，當中由Cate Blanchett飾演60年代的戴倫，女扮男裝，簡直是絕世型格。電影的構思非常有創意，究竟哪一個才是卜‧戴倫？或者所有都是？又或者好像電影的英文名字一樣「I'm not there」，根本沒有出現過？

卜‧戴倫代表着60年代自由反叛的聲音，無論你認為他應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否，這一點是不會改變的。驀然回首，一個藝術家的成就，不是由獎項來肯定的。一切隨風而起，隨風而逝。

(作者按：戴倫在15 日後，終於回應得獎之事。他向記者表示感到欣慰，得獎的消息讓他不知如何反應。記者追問他會否出席頒獎禮，他的答案非常巧妙：「當然會，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拭目以待。)

圖：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作者簡介：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文：黃淑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