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津大爆炸看官僚文化
天津發生驚天動地的大爆炸，過百人死亡，另外過百人重傷或失去聯絡。此事跟香港沒有直接關係，但也引起香港官場文化的震動和討論。為什麼？這就要從兩件事說起了。
第一件是眼前的事。在大爆炸後，各地傳媒紛紛擁到天津採訪。一天，香港有線電視記者陳遠東突破重重困難，一個人拿着咪頭和輕便攝影機，「攔途截劫」地獨家採訪了總理李克強，而李克強則說出了「對編制內外的消防員一視同仁」的話，成為一時各方轉發的新聞。
天津市民和內地新聞界對香港記者的敬業樂業精神讚不絕口，而這次內地新聞界也努力突破了層層關卡，報道和透露了多個官方封鎖的消息。本來，這些只是採訪範疇的事，跟官場文化沒有太大關係。但如果了解此事的來龍去脈，就會發現箇中奧秘了。
據了解，原來當日天津市領導只知道李克強要到天津視察災後工作，但具體行程還未掌握。理論上，應該由天津領導層安排行程，但也要看李克強的意見。結果，陳遠東掌握了李克強的行程，用各種方法堅持守候，而天津市官員卻未能在李克強到達前清場，於是陳遠東成功進行了這次獨家採訪。天津市官員後來檢討為什麼「走漏了」香港記者，並打算採取更嚴密的採訪限制。可是，李克強的反應卻不是這樣，而是責備天津市和負責宣傳的官員，認為他們的資訊發布工作做得很差，才會令到大道消息不彰，小道消息橫行，並要他們認真檢討。後來，天津市不得不增加透明度，代理市委書記黃興國終於在大爆炸後第八天出席記者會，同時稍為開放記者的採訪空間。
逢迎文化破壞領導人形象
其實，李克強當時也有對外表態的需要，因為他自己也是在大爆炸後第五天才到天津。記得數月前，長江發生沉船事故，數百人罹難，李克強第一時間到場視察，但這次卻是五天後才到天津，難免令人想到，沉船現場沒有危險，而天津卻可能毒氣瀰漫，傷害龍體。外界產生這種印象，對李克強也是不利的。
此外，大爆炸令五六十名消防員殉職，而天津的消防員體制又有編制內和編制外之分，令死難消防員的家屬十分不滿。所以，李克強也有需要對外放話，以穩定軍心。
正因為這些背景，令人想起李克強數年前赴港出席香港大學百年校慶的活動。據知情人士透露，李克強本人沒有提出什麼採訪的限制，也沒有特別的保安要求，原來的保安計劃也不包括後來不斷擴大的「核心保安區」。可是，一些唯恐「香港大亂」的官員(消息指是當時的「大內總管」——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認為必須加強保安，而香港又有一些人唯恐「有違上意」，於是弄出了層層加碼的保安計劃，並鬧出「八一八」請願學生被警方禁制的事件，令李克強整個行程蒙上陰影。當天，有關方面還安排李克強坐到中央位置，「擦鞋文化」躍然台上。結果，李克強本想趁這次來港的時候，突出一系列經濟利港的措施，但都被那些不必要的保安亂象搶去了新聞焦點，完全抵消了拉近兩地距離的原意。
有關方面事後檢討，主流意見認為上述的保安措施沒有錯，但也有一種意見認為，如此安排其實局限了領導人表現親民的機會。例如1998年江澤民訪港時，曾到沙田跑了一趟，表演親民本色，效果相當不俗；皆因當天並沒有事前宣布行程，安全系數較高。換言之，只要對危險程度評估恰當，就不需誠惶誠恐，擔心護駕不力。可見，有時逢迎文化、擦鞋文化對領導人沒有好處，反而會破壞領導人的形象。
第二件事是由梁振英與天津的關係所引發的討論。梁振英曾任天津市顧問，對天津的發展表示「與有榮焉」。平心而論，這是沒有問題的，也跟這次大爆炸沒有關連。但外界關心的是，梁振英對天津的發展「與有榮焉」，但對天津腐爛的一面，有沒有盡過言責？當然，顧問的角色只是一種榮譽、利益和統戰元素而已，沒有什麼實質作用，但背後涉及一種政治文化，就是對內地的腐敗、混亂、唯利是圖等負面情況敢不敢力陳其弊，好言相勸，或者直接指出，甚至公開指出，犯顏逆諫？
當建制派只能成為喉舌
一般而言，建制派在非敏感的事情上，還可以提提意見，但當出現一些被內地視為原則性、政治性的問題時，他們就毫無游說或勸阻的能力了；尤其是在內地的治港政策之上，建制派更顯得無能為力，甚至避之則吉。這是建制派的共同難題，例如在政改問題上，誰的言論違背了全國人大的「八三一」規定，就會被視為「亂源」。久而久之，建制派只能成為官方的棋子，甚至成為喉舌，最後只會成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爛木頭。這是建制派值得深思的。
其實，我也認識另一位天津市顧問。他說，天津也是中國的一個縮影，更是黨官跳入中央的一個跳板，以前的李瑞環，今天的張高麗、孫春蘭，都是典型例子。不過，隨着中國經濟上升，內地官員已感到「香港已沒有什麼值得學習的了」，因為他們看不到香港的軟實力，也不明白什麼是軟實力，更遑論軟實力的重要性了。這種狹隘和短視的思維，令到香港對內地的影響力不斷收縮。在這次天津大爆炸之後，內地官員會否從慘痛的教訓中，再次領略到香港的現代化管理、社會監督、資訊自由等軟實力的好處呢？走着瞧吧！劉銳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