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瑜成了媒體圈一個傳奇。熟悉她的人都叫她「金魚」。她曾在北京、廣州當了14年記者。她採訪執著，有股不管不顧的勁兒，她的文字細膩綿密，打動着許多人的心。
幾年前，一次採訪之後，她嫁給了扎西，一位青海的藏族牧民。養蜂、收花椒、拉運黃菇，過上了沒有紅綠燈的生活。
回歸了自然，這個跑遍全國的記者也把更廣闊的視野帶到了那裏。在微博和微信上，她為高寒偏遠牧區和山區的農牧民尋找銷路，把天然的食材送達內地；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農牧區的貧困家庭和福利院。文/圖﹕新京報
馬金瑜需要學會適應。適應藏區的慢，和天南海北的快。她也在改變，改變這慢與快。她記得牧民們的等待和期盼的眼神，也被遠方買她蜂蜜、黃菇人的信任所感動。
記者決定請馬金瑜自己寫下這段經歷，沒人比她更了解那裏的生活。她也懷念寫文字的時光，如今這時光只能被壓縮到後半夜，當一切忙碌結束之後。
和扎西結婚的時候，我們都沒有錢，當地人都以為扎西娶了一個北京的富婆，而且腦袋有毛病，不然，一個大城市有工作單位的記者，怎麼會到這麼偏遠的地方來？
直到今天，很多當地人依然以為我是「富婆」，因為有那麼多的快遞發往各地。「我們青海是不是啥東西都好呀？」他們經常好奇地問我。
而我的同事和很多老朋友，也以為我瘋了，或是受了什麼刺激，一個乾姐姐得知我嫁給了藏區的蜂農，嫁到了青海「那麼遠那麼落後的地方」，嚎啕大哭：「馬兒……你……你就這麼把自己給嫁了！……」
反正是嫁了，先過日子吧。
曾後悔嫁到藏區
2011年12月，扎西第一次坐火車離開青海，離開蜜蜂，那時候我已經懷老大3個月，還在北京工作。
扎西在北京呆了兩個月，他每天問我的問題總是把我噎住：「早上為啥地鐵上的人都在睡覺？為啥沒有一個人在笑？」「為啥這裏的肉這麼難吃？水這麼難喝？」「為啥這裏的天總是灰濛濛的？」
後來，他終於提前回青海了，一出火車站，他就跑去吃了兩斤手抓羊肉、一碗麵片，「我回青海啦！我吃上草膘羊肉啦！」
生下老大，產假結束後，我開始了兩地奔波的日子，每隔一兩個月，我坐火車或者飛機趕回青海，在家呆一兩天又趕緊跑。
一直到孩子11個月，扎西去挖蟲草，老父親養蜜蜂，家裏沒有人看孩子，我用背兜把孩子兜在胸前，帶着他一起去杭州採訪。
2012年春節，扎西把一點蟲草和草原野生黃菇帶到廣州找我時，我也沒有半點留在青海的心思——茫茫草原，巨大的文化和習俗鴻溝，落後的醫療和教育條件，交通不便，語言不通，我每次回青海探親都在後悔，都在心裏罵自己：為什麼要跑到這裏來？
青藏高原的冬天很長，也就是那一年的冬天，我跟着扎西，坐着村裏的農用車去偏遠的牧區拉運黃菇，第一次讓我震撼。
說好下午3時趕到一個牧區定居點附近，半路突然飄起大雪，草原上的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瞬間就把人吹透了，牧區的道路本就覆蓋着厚厚的冰雪，農用卡車像溜冰一樣在冰面上蜿蜒滑行，愈走愈偏遠的牧區，冬季飢餓的野狼在遠處溜躂，遠處結冰的水面，像鏡子一樣閃着冷光。這時如果出了車禍，怕是會死在這裏了。
因為早已錯過約定的3時，我們不知道牧民們會不會來——遠遠地，只看見路邊有幾個黑點，走近了，才看見是拿着口袋的藏族婦女和孩子，還有幾個老人。走到跟前，我才看見，他們的臉和嘴唇已經凍青了，婦女孩子的頭髮和眼睫毛上都是寒霜，老人們都團着手、勾着腰，點點的雪渣還在風裏打過來。我什麼也說不出了。
接着是去半牧區收花椒，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去收。
找到品質最好食材
牧區的種植，常常是春天撒一把種子，秋天收下就行，好像把一切都交給天，雖然高海拔很少生蟲，但在我印象裏，這哪裏是種地啊？我曾以為他們真的不會種地，可長期呆下來才知道，很多牧民其實非常聰慧，不是他們不會用、買不到農藥，是因為如果噴灑農藥，不但會把害蟲殺死，還會把其他蟲子、蜜蜂、蝴蝶全都毒死，這是他們眼中的「殺生」，一個牧民說，人能吃多少呢，夠用就行了。
在很偏遠的牧區村莊，他們種植的小油菜和小胡麻，是五六代人都在種植的老種子，產量很低，只因新式種子不香；他們種植的青稞和燕麥，依然是特別古老的品種，只因為「這種才有味道」，他們相信先人的智慧。
於是我們在這樣的村莊收購油料搾油，又到偏遠牧區拉運草原野生黃菇；在山區農村種植老式紅皮土豆，收購當地婦女房前屋後種植的花椒；在扶貧村收購村民用延續上百年的工藝手工製作的土豆粉條，組織當地藏族婦女幫我們包裝發快遞……。
我和扎西都沒做過生意，我經常糊塗得算錯帳，中間還常常出差採訪趕稿。2014年5月，小的孩子差點生在家裏，當時身邊只有3歲的大孩子……不過那些算什麼呢，都過去了。
2014年春天，雪還沒有化，鄉上的書記就來找扎西了，這簡直是破天荒的事——老父親活了58年，還沒有在家接待過這麼大級別的官員。書記主要是兩件事，一是「你家的三畝地今年打算種點啥」；二是扎西的「記者媳婦」在「外面」消息靈通，讓她留心看看，山區這麼冷、海拔這麼高的地方，種什麼才能賣錢，有什麼能合作的大老闆的項目。
這時候，正是高原的土地耕種之前，扎西所在的鄉有2.7萬多畝耕地，每年種什麼，有哪些項目能給增加收入，對鄉政府、領導幹部和每家每戶全部是頭等大事。
因為在2012年，我們就從青海富硒蒜種植基地收購了幾噸富硒紫皮蒜，晾乾後在網上銷售，它的富硒元素具有防癌抗癌作用，還曾出口日本和俄羅斯。不過那時候村上鄉親得知我們在賣蒜，笑話傳得滿天飛——「哎，他們還賣蒜哪！蒜壞得那麼快，到了內地不是全爛了？」
2013年春天，一些村民悄悄地跑到我們家，有的人想趁農閒給我們幫忙幹活，有的想從我們這裏買蒜種，一些村民也悄悄地在自家地裏種下了大蒜——大部分村民還是依照村領導和鄉上的建議，種下蒜苗，秋天的時候，幾萬斤蒜苗，幾乎要爛在地裏也沒有人來收，村裏鄉親自己坐着農用車運到縣城，一斤才賣5毛錢，沒幾天，一場大雪突然而至，許多蒜苗覆蓋在雪下，沒法再賣了。
2015年春天，我們在網上賣了一部分紅皮土豆，這是在山區也很少種植的土豆，又有鄉親開始向扎西打聽：「啊，那個紅皮子洋芋(土豆)還能賣錢哪？真的嗎？」
2015年1月，我終於有勇氣辭職，離開工作了14年的記者工作。
扎西一直特別害怕我失去「單位」，失去「工作」，因為這個決定，他和我大吵一架，可是我想說，當你站在草原上，雪山下，茫茫一片草灘，起初是看不見路的，慢慢地，走着走着，你會看見牛羊，看見帳篷，看見背水的婦女和奔跑的孩子，看見放羊的人；慢慢地，你就能看到人走出的小道，牛羊踩出的蹄子印，摩托車和卡車走過的車轍……我想，我們總能找到路的，總能活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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