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銀禧社社長謝安國表示﹐雖然不能否定病人在極度痛苦下掙扎﹐希望得到解脫的心情﹐但他仍不贊成最高法院的判決。他認為「今次最高法院是在跟隨公眾意見潮流下所作的決定」。 他指出﹐過去的社會觀念﹐是努力減輕病人痛苦及開解病人﹐令他們放下求死的意念﹐如今情況卻完全相反。他擔心﹐日後病人主觀求死的觀念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甚至一種社會責任。 謝安國要求聯邦再花5年研究 他又指﹐最高法院如今只給聯邦政府一年時間﹐就醫生協助病人安樂死立法﹐時間太短。他希望聯邦政府能運用豁免權﹐暫緩實行高等法院的決定﹐再花5年時間﹐就安樂死問題進行詳細的研究﹐才再有另一步行動。 謝安國又指﹐判詞中雖指聯邦政府可就安樂死問題立法監管﹐但衛生醫療事務一向由省府負責﹐省府如何有效監管受到質疑。一旦協助安樂死成為醫療服務﹐屆時醫生能否拒絕病人這特別要求﹐亦是一個問題。 他質疑﹐約在1995年聯邦政府不接受安樂死﹐在這20年間﹐醫學科技及止痛技術不斷進步﹐如今聯邦政府竟推翻自己當年的決定。他擔心「這門一開」日後將帶來嚴重後果。 家庭醫生劉秉純表示﹐根據最高法院判決﹐在極端例子下﹐病人患上不治之症?同時又極度痛苦﹐只要在病人及其家人同意下﹐便可協助病人安樂死。他認為﹐作為一個醫生﹐只希望能為病人解決痛苦﹐若在上述情況下﹐亦會接受替病人安樂死。 劉秉純又表示﹐不擔心日後會遇上灰色地帶﹐令醫生陷入兩難的局面。因他相信政府日後立法時﹐會訂定更清晰指引﹐醫生只要依足指引﹐問題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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