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絮語：《美國女孩》那篇講稿，到底寫了些什麼？
【明報專訊】記得小學四年級有次作文題目是「我的母親」。那時媽媽管教嚴，筆者又倔強頑皮，動輒犯錯，引得她生氣責罰，小時候不解她苦心，於是一直又畏又怨，但不知怎麼竟將心境和想法寫在文章裏。後來媽媽讀到這篇作文，非常傷心，自己捱了一頓罵，也感慚愧。是的，最關心我們的人，往往才是我們怨懟、誤會的對象。要怎樣了解別人、化解誤會，是成長的必修一課。
執導首部長片 拍個人成長經歷
阮鳳儀執導的台灣電影《美國女孩》(American Girl)在最近的金馬獎獲得最佳新導演和新演員等數項殊榮，是今年華語片中的表表者，其中一條主線，講的就是迷惘少女與母親的緊張關係。阮鳳儀今年才31歲，非常年輕，一如許多新導演，首部長片拍的是個人成長經歷。不過，不要以為說自己的故事必然比較容易，要寫得誠摯而能帶點距離以反思，而非沉溺自戀或無病呻吟，才能進入高手門檻。
長居美國 母患乳癌返台 未能適應 女兒遷怒母親
這是個發生於2003年SARS爆發時的故事(同學們試想像20年後回溯新冠病毒肆虐的這段日子，又會有怎樣的敘事？)，林嘉欣演的是兩個女兒的媽媽，本來長居美國，但因患上乳癌，為減輕醫藥和生活費負擔要回台灣治療，就帶着兩女返老家。可是方郁婷飾演的長女芳儀早就習慣美國的生活，實在難以適應台灣的文化，無論教育、娛樂、語言、衣食住行、意識形態全都大異，卻沒有多少朋友能夠諒解；而需常往大陸出差的爸爸近年不是長伴身旁，也是每多隔閡。她感到無比孤獨，就遷怒於母親，埋怨她的病、討厭她的指令，只是嚷着要回美國。
女兒側寫媽媽 成長側寫死亡
至親病重，無人忍見，可是個人的欲望、切身的煩惱，無奈地會遮蔽我們的眼睛，連眼前人的痛苦都看不到，甚至將對方的痛苦視為自己不幸的來源。《美國女孩》故事不複雜，但細節豐富，芳儀顯然就是導演本人，但她講的不只是自己，還有SARS歲月的憂鬱、傳統華人家庭關係的壓抑、台灣社會隱伏的種種問題，既有切膚之痛，也有以半個「外來者」身分觀察社會、回憶昔日的視角。本文無法將這些議題一一討論，事實上，導演自言創作這電影的初衷「是想寫我的母親，是女兒去側寫媽媽，用成長去側寫死亡，我花了很多時間拿揑這個東西」；我們常怪父母不了解自己，覺得父母對自己要求太多、太高，其實我們對父母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總想像父母更富裕、更健康、更和洽，像芳儀就希望母親「她可以做得更好」，然而正如芳儀朋友跟她說的︰「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設身處地，換位思考，不單是對外人的態度，更是對親人之必須。《不得鳥小姐》(Lady Bird，2017年)的少女主角曾反問一直希望她做得更好的母親，說假如此刻已是自己的「the best version」(最佳版本)會如何，想母親換位思考。《美國女孩》參考了這句對白，甚是精妙，可看出導演反省自身的能力。這不是懶散，而是對每人的抉擇的尊重。
無法得知講稿具體內容 有意思的留白
電影中芳儀曾獲老師邀請對全校致詞，她決定在講稿直接寫出對母親的負面感覺，並請母親親自來聽。可是種種原因，母親沒有機會聽到芳儀獻辭，結局與四年級時的我很不同。可是在綿密的劇情推展下，最後彼此都明白對方的心思，原諒了對方。觀眾無法得知講稿的具體內容，不是遺憾，而是有意思的留白。電影中曾講到中文老師教《木蘭辭》，只強調作者用上了類疊、排比等「考試會考到」的修辭技巧，悶昏學生，是的，與其強調首尾呼應等外顯的手法，不如與同學一起欣賞留白之美。同學們還記得初中課文《爸爸的花兒落了》嗎？文中的爸爸聽不到作者林海音在小學畢業典禮的致謝詞，而作者敘述一連串經歷後則醒悟到「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在這一點上也和《美國女孩》有異曲同工之妙呢。
◆陳廣隆：中文教師，影評人，「香港粵語片研究會」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成員。著有《誰是金庸小說武功第一人？》。
文：陳廣隆
圖：寰亞電影提供
[語文同樂 第547期]
閱讀篇章：如何趣論論點論據？──林語堂〈論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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