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多國經濟陷困之際，德國保持穩定增長，失業率一直偏低，令「德國模式」被視為成功例子，總理默克爾亦因此在國內外備受尊敬，有利她爭取在周日大選勝出，第三度連任。不過近年已愈來愈多評論指出成功背後不無隱憂，其中社會最低薪的四成打工仔實際收入20年沒增長、就業欠保障等問題尤值得關注。這些可能助長右翼民粹的社會經濟問題都是默克爾急需應對的挑戰。明報記者 周宏量
學者：經濟結構轉變問題甚於移民
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德國一直是區內定海神針，無論在經濟增長還是失業率等指標都位列歐洲前茅。近期民調顯示，德國選民對經濟的憂慮程度達到紀錄新低，然而在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赫斯(Hans Werner Hess)眼中卻剛好相反。他向本報稱：「我認為長遠而言，移民只是較次要的問題，遠遠更大的問題在於經濟上的結構轉變。」
赫斯解釋，這與諸如「工業4.0」(Industrie 4.0)計劃、工業自動化和機械人等的發展息息相關，六、七成包括白領的就業職位會減少，令許多人失業，隨時引發巨大危機，但他相信「德國模式」會有助避免最壞情况。他稱「德國模式」的優點包括勞資關係和諧，早在二戰結束後不久西德便有相關法規，建立體制避免僱主和僱員出現強烈衝突，雙方盡量互相妥協。
其次是不同的企業發展思維，成功的德國企業多追求賣系統操作而非產品。德國結合文理學校和職業培訓的教育制度，以及全國性的工業政策都是其優勝之處。
限制薪酬 保持工業出口競爭力
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是「德國模式」的功臣(見另稿)，但近期愈來愈多評論提出警示。德國是出口導向經濟，去年貿易盈餘高達近3000億美元(比第二位的中國還多近1000億美元)，令其成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眼中釘」。
《經濟學人》7月專文也指出，德國的貿易盈餘並非好事，因為這很大程度上建基於商界和工會數十年來的協議，借助限制薪酬來保持出口工業具競爭力，但負面效果就是令德國經濟和全球貿易失衡，薪酬限制意味着較少本地消費和較少進口，消費者支出跌到只有GDP的54%，遠低於美國的69%和英國的65%，企業亦不願意將盈利用於國內投資。
逾兩成低薪勞工 西歐大國最高
限制薪酬做法所衍生的低薪問題爭議更大——德國之聲報道引述Eurostat在2014年的統計指出，德國低薪勞工(定義為收入中位數的2/3或以下)的比例高達22.5%，是西歐大國中最高；另有統計數字指出，扣除通脹影響，社會最低薪的四成人實際收入比20年前經濟處低谷之際還要少；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學者最近更發表報告，指德國勞工收入兩極化愈見嚴重，中產階級日漸萎縮。
在民粹浪潮席捲歐美之際，德國能獨善其身的一大理由是經濟根基較穩。不過，隨着「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大有可能進入國會，低薪問題會否成德國向右走的催化劑為一大問題。德國最大工會組織DGB主席赫夫曼(Reiner Hoffmann)說：「對失業的恐懼及對未來欠安全感只會助長極右民粹。」
德國引以為傲的製造業近年也現隱憂，其中汽車業備受醜聞困擾，業界巨擘福士前年9月被揭在排放結果造假，後來其他德國車廠亦捲入爭議，令「德國製造」信譽受重創。默克爾近日也高調批評汽車業界。
奧爾登堡前市長施萬德(Gerd Schwandner)承認，德國汽車業面對不少問題，主要是不再像以往那麼具創新能力，尤其是只被動地投入e-mobility(指電動車科技)的研發，擔心業界發展速度會放緩，但他認為德國在其他行業仍有不俗的創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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