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前總編輯、天則研究所理事長吳思對本報說，10年前曾經掀起一股懺悔文革的「小高潮」，後來又漸趨平靜，《炎黃春秋》有個欄目叫做「懺悔錄」，但來稿量一直不多。

10年前懺悔文革小高潮

吳思曾在2005年出版的《我們懺悔》一書中撰文，講述自己下鄉插隊時，思想上也曾經「極左」，十分理想主義，從內心牴觸個人榮譽、敵視私利，做一切事的動機就是為「建立更理想的社會」，從中尋求「把個人融化到人民群眾的偉大事業中去」的人生意義。

他指出，當時「極左」人群以學生為主，因學生對物質要求較低，但對工人、農民來說，獲得晉升、更高收入是真實誘惑；作為生產隊幹部的他想排除一切物質刺激，建立人人「一心為公」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世界。

「農民以不到5%面積的自留地(可自己留下收成的土地)，創造出超過40%的財富」，但在集體田地中勞動則計工分，農民向他坦承，全隊一共57戶，平均鋤57下，自己才分到1下，它少鋤57下，自己也才損失1下，「這種機制就是鼓勵偷懶，甚至各人互相攀比偷懶，見到其他人站着不動，自己也站着不動」。吳思只能先是罵人，然後「以身作則」承擔更多農活去「感化」他們，最終造成自己心理不平衡，「憑什麼他們刨57鎬，我要刨80多鎬」。

農民心中「私利」的強大力量，加上他手下的隊委會成員、隊長等人經常鬧辭職，他還要去做思想工作至深夜，都令他非常痛苦，只能又回到精神世界尋求安慰。

他說，當時牀頭放着一本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翻到主人翁保爾柯察金冬天修鐵路的一段，安慰自己「他又受累，又受凍，生一身凍瘡，我還沒有他那麼苦」。吳思的壓力大到發夢夢到自己遇到毛澤東，他想對毛澤東講，自己想要「學大寨」失敗了，毛看了他一眼，他想再向毛匯報時，卻急得不知道說什麼好，「然後我就醒了」。

吳思說，這個夢他一直記到現在。他的思想真正「轉彎」，是1978年鄧小平上台後，「大包幹」在全國迅速推廣，國家的轉向也令他跟着「解放思想」，最終能夠心平氣和地看待以前的事情。

吳思指出，中共政權本質是一個極權制度，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想超越其而建立「超極權」制度，削弱幹部權力，令群眾可以監督幹部，但很快發現群眾運動失控。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只是否定了「超極權」部分，而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極權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