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看中化：書禁 因何而禁？
【明報專訊】因為銅鑼灣書店5名相關者失蹤的事件，大眾把矛頭指向禁書問題。這雖是臆測，但亦非全無道理：兩千年來崇尚思想齊一的中國，歷朝歷代都有禁書。
在現時社會氣候下，一說禁書，總不難聯想到嚴刑峻法。確實中國的書禁源流與此有關：由古代秦國商鞅變法中的「燔(焚燒)詩書而明法令」，到秦始皇統一後為遏制百家學說的「焚書」(非秦國的史書、非官方藏有的百家學說書籍皆焚毁)，其意義都相同：強調以刑法治國，鞏固統治。或許正鑒於秦朝速亡，漢朝縱使同樣把思想定於一尊——獨尊儒術，亦未禁止諸家學說，才會有魏晉的玄風(推崇道家及易學)。
名為國安 不乏政治鬥爭
但若說禁書與嚴刑峻法有必然關係，倒不盡然：就算風氣開放的唐宋，也因國家安全而禁止私藏天文曆法、占卜讖緯及兵法書籍；宋朝亦因黨爭而屢屢禁毁政敵著作(蘇軾、朱熹也曾受害)，書禁變成純粹政治工具。明清更把這種作用推至頂峰，不僅大量「誨淫誨盜」的小說戲曲如《西廂記》、《水滸傳》遭禁，更因大興文字獄而禁毁不少「亂臣賊子」的著作，至此書禁已變成強調社會風氣及政治清洗作用的鞏固統治之策。也就是說，除了國家安全這個「大義名分」外，宋代以來書禁更集中於政治鬥爭，至今也留有如此烙印：現在一有書籍出版被干預，大眾聯想的多是政治而非國安。
野史瑣聞 文人自古看不起
值得一提的是，銅鑼灣書店賣的所謂「禁書」大體類似古代的野史，而野史是傳統士人看不起的類型，古代政權大多輕蔑而放任自流。野史是相對於政權認可的「正史」而言，主要指私下記錄或民間傳誦的佚事瑣聞，古代把這類著作歸類為「小說家」。《漢書．藝文志》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當中「不可觀」的一家就是「小說家」，因為它是村野狂夫之言，無助明白大道理，甚至古人更會以「小說家言」來代指無稽附會之說。因而野史大多只盛於民間，受士人重視者寥寥。至於士人信奉的當然是「正史」——除了大多是官方修訂而較嚴謹可靠，也因若要當官，讀的必須是政權認可的書。
正因野史荒誕不經，歷史上大力禁制野史的，也只有南宋(為保虛弱國體及主戰主和之爭)及清(為掩明清種種)，究竟這類書是否如官方媒體所說損害和諧，實屬疑問；而且在明清的經驗下，禁書一直禁而不絕，更不用說資訊爆炸的現代。反倒若「越境執法」屬實才可怕——中國正走在回到專權社會的路上嗎？
■文化解碼
「正史」皆可信？
由於中國史學發軔於《春秋》(《漢書•藝文志》便把史書歸入「春秋」類)，加之儒學長期處於主導地位，《春秋》的「微言大義」便成為史書，尤其「正史」的最重要標準，也是文人的普遍史學信念。那麼正史應該全都信實？問題是歷史的詮釋權在政權之手，尤其唐代起官方修纂前朝歷史成為慣性，隱諱當朝或醜化前朝變得稀鬆平常，如《宋史》、《遼史》、《元史》之疏陋早被詬病。就算是正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官修的《漢書》多為漢朝歌功頌德，《三國志》則多曲筆迴護，政治痕迹顯而易見。
作者簡介：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
文：葉雨舟
圖：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