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體制內唯一的敢言刊物《炎黃春秋》遭到整肅，終告停刊，這固然反映了中央對言論尺度的進一步收緊，不過內地收緊言論尺度非始至今日，《炎黃春秋》遭打壓也非一朝一夕，為何今次相逼甚急呢？一個重要背景就是去年以來中共各級黨委建立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而近日發布的中共「問責條例」也成了《炎黃春秋》的「催命符」。

推意識形態工作問責制

習近平2013年8月曾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講話上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這句話到2015年才被主管文宣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督促貫徹，而且加碼至各級黨委要對意識形態工作「負總責」，黨委書記是「第一責任人」。於是，各地方和各政府部門甚至一些無關意識形態的部門，如房地產管理局黨委都紛紛制訂了各自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調子一個比一個嚴厲，要求一個比一個嚴苛，如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去年11月在《人民日報》就撰文稱，「抓意識形態工作是本職、不抓是失職、抓不好是瀆職」，要求「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於發聲，在思想交鋒中敢於亮劍，決不能有半點含糊和猶豫，決不能被動應付、被動接招，決不能當『愛惜羽毛』的所謂『開明紳士』，堅決克服『好人主義』」。在此大背景下，《炎黃春秋》成為其上級主管部門「亮劍」的對象，就不足為奇了。近期，各級黨委開始檢查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落實情况，曾在新華社任習近平「御用記者」的廣東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慎海雄，月前就專程到佛山、中山兩市，了解落實情况。新公布的中共問責條例明確了需要問責的6種情况，其中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於寬鬆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

所以，對《炎黃春秋》痛下狠手，也許並非高層的什麼終極命令，而是主管的中國藝術文化院「交功課」之舉。至於說鬧出這場風波，該院會否得咎？問責條例似乎只懲處「寬鬆軟」，沒有懲處「窄嚴硬」的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