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託查高鐵延誤 學者﹕計工程成本應考慮「樂觀偏見」
【明報專訊】計算基建開支除運用經濟學理論及風險模型等,原來還牽涉心理因素。200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Daniel Kahneman表示,一般人有「樂觀偏見」(Optimisim Bias),即主觀地高估了「正成效」,卻低估「負成效」的可能性。這套理論獲得近日負責調查高鐵延誤的牛津教授Bent Flyvbjerg採用,他認為政府日後可在估算工程成本時把「樂觀偏見」因素計算在內,避免低估成本及高估成效,令工程估算更準確。
政府﹕需檢討評估開發方式
政府發言人承認,本港過去20年評估基建開支所用的方式,需要檢討及優化,又透露港府曾委託Bent Flyvbjerg研究工程估算方法。他建議政府毋須放棄現行做法,可同時採納「樂觀偏見」理論,雙管齊下令估計更準確,政府發言人稱會研究其建議。
政府發言人亦補充,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之前的工程造價估算,只是粗略的初步估算,工程其後往往須多次改動,預算亦因而須修改;又指當掌握更多及更新資料時,原先估算便需相應調整。
何時造價作標準 有爭議
但究竟計算超支應以政府最初估算造價,還是或以立法會批准的撥款作基準?Bent Flyvbjerg教授於2002年發表的研究報告,調查全球運輸基建的超支情况時,明確把「決定興建時(time of decision to build)」的預算造價,作為基準計算超支幅度。他指出,此計法是國際標準,而且「決定興建時」的估算是否準確屬關鍵所在,能反映決策者推出基建是否基於準確資料。
引研究指政府傾向隱瞞風險
Ben Flyvbjerg在報告中指出,政府或會辯稱工程不同階段會有不同造價估算,愈後期愈準確,且工程規劃和進行期間,設計和內容或有改動,跟原本已不同,因此以「決定興建時」的預計成本作為基準計算超支幅度,並不公平。教授指過往研究均發現政府最初推出項目時,往往只披露部分工程內容和風險,忽視或隱瞞工程的地理風險、環境和安全考慮等因素,令工程超支風險估算「看起來」很低,務求工程更易獲得公眾支持,此「手段」名為「Salami Tac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