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父親胡耀邦去世前後的日子》，作者滿妹(李恒)，原載於《新世紀文學選刊》，詳文見http://news.mingpao.com/20140415/caa4.htm：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達美國西北部的海濱城市西雅圖，如約到健康和醫療服務中心(Health & Hospital Services，後改名為PeaceHealth)進修。
那是當地時間4月7日晚上，我愛人(編者按：其丈夫劉曉江，時任總政治部幹部部大校處長)操着盡可能平靜的語調從太平洋彼岸告訴我：「爸爸病了，現住在北京醫院。」
我馬上截住他的話，急切地問：「是心臟病嗎？是不是需要我馬上回去？」
他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說：「現在平穩多了，媽媽說，要你相信組織上會安排好父親的醫療，好好學習，不要急着回來。」
那時我剛到美國5個星期，兜裏總共只有在國內兌換的幾十美元和才領到的第一個月的生活費，根本買不起機票；我只得勉強按住回家的念頭，在心裏默默地為父親早日康復祈禱。
直至14日黃昏。剛回到宿舍，我愛人的電話又來了。他急火火地說：「媽媽要你馬上趕回來!」當時正是晚上9點多鐘，後來我換算了一下西雅圖與北京的時差，那會兒正是父親的心臟猝然停止跳動的時候。
我緊張地試探：「爸爸……他……還活着嗎？」電話另一端閃爍其詞：「你馬上和舊金山領事館聯繫，想一切辦法盡快趕回來。外交部可能已經通知他們幫助你了。」
我顧不上再追問，當即撥通中國駐舊金山(三藩市)領事館電話，找總領事。接電話的人嗓音倦怠，極不耐煩地說：「現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點多鐘了，你知道嗎？都下班了！」
我解釋說：「我是中華醫學會的副秘書長，是受組織的委派赴美學習的。我家裏出事兒了，希望能得到幫助，盡快回國。」
「自己想辦法吧。如果每個回國的人都找我們幫忙，那領事館就別幹事了。」對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問：「總領事什麼時候回來？我能過一會兒再打電話嗎？」
「不行！」我生怕他掛斷電話，趕緊又補上一句：「是國內讓我與總領事聯繫的，你看我什麼時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辦公嗎？星期一再說吧。」電話還是「啪」的一聲掛斷了。
話筒還攥在手裏就不由自主地失聲痛哭起來。醫療服務中心主席莫妮卡•漢斯修女前來勸慰我，她輕輕扶着我的肩膀，柔聲細氣地對我說：「你是這麼好的一個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會保祐你們。」
我搖搖頭，無助地問：「上帝在哪兒啊？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也沒有見上帝來幫助過我們！」
把她送出門外，我冷靜下來，猛地從牀上跳起，挨個兒給我在美國的朋友們打電話，最後總算有位公派常駐當地的西安來的朋友，答應用他的信用卡幫我買回京的機票。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時，天已經曚曚亮了。
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一位官員打來了電話：「聽說你需要幫忙，我們能為你做點兒什麼？」他解釋說，「對不起，昨天我們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當時你也沒提你的背景。」
我強捺着性子，對着話筒沒好氣地慢慢答道：「有這個必要嗎？難道我們在國外的中國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幫助？
他並未生氣，問了我具體搭乘的飛機航班，接着說：「我馬上給香港新華分社打電話，請他們接你轉機。」這顯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電話的人。
那時還沒有從西雅圖直飛北京的航班，我選擇了經香港轉機的航線。還沒有到香港，飛機就晚點了。我未能趕上本應即刻飛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飛廣州，再轉乘第二天廣州至北京的頭班飛機。
從廣州白雲機場到小島賓館的路上，我不時分別詢問來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經不在了？」「告訴我，他還活着嗎？」但他們竟是眾口一詞地回答：「你別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就在這時，汽車上的收音機傳來一陣哀樂，接着我聽到了父親逝世的訃告。播音員的聲音使我腦子裏頓時一片空白，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農夫與蛇」的畫面，慢慢地，慢慢地，愈來愈大，愈來愈清晰地佔據了我的整個腦海和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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