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長期對華競爭成型 未來10年科技決勝」
8大學者內地期刊撰文 預判美選對中美前景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會如何牽頭中美關係走向，是中美專家的重要關注焦點。王緝思、賈慶國等內地8名頂尖國際關係學者今年3月在中國知名期刊《國際經濟評論》共同發表「美國戰略探析與中美關係前景展望」系列文章，各自闡述對中美角力趨勢的觀點。系列引言總結稱，美國以長期競爭為主要基調的對華全面競爭戰略已基本成型，科技競爭將是兩國未來10年戰略競爭的關鍵「戰役」，美國大選雖會製造新的不確定性，但中美關係總體穩定的局面不會出現根本變化。明報記者 【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前瞻系列】
王緝思：四套邏輯奠定中美難復舊交
8名撰文學者是王緝思、賈慶國、唐永勝、倪峰、朱鋒、謝韜、達巍和李巍，他們都是內地研究中美關係的知名專家(見表)。其中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前院長王緝思的文章以「中美角力背後的四套邏輯」為題，他主張可從4個「相互交叉的變量和視角」來解讀中美關係為何走進長期困難時期：(1)兩國實力消長；(2)兩國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對立以及文明、文化差異；(3)國際大環境變化；(4)中美兩國的國內政治構成。
王緝思強調以上任何一個因素都不能獨立解釋中美關係變化，但以第四點屬「變動最大、影響最大的因素」。他解釋，當今美國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主要來源於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和收入分配的失衡——2008年金融海嘯促發美國右翼(茶黨)和左翼(佔領華爾街)的民粹主義政治運動，反映美國階級矛盾和不同政策觀念，卻被(涉及美國黑人和拉美裔的)族群矛盾和身分政治所掩蓋，造成政治鬥爭的扭曲和戰場的轉移，把美國帶向困境和分裂。他質疑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政治精英都「諉過於人」，企圖通過誇大外部威脅恢復國內凝聚力。故在大選年期間，預料兩黨候選人將競相宣示對華強硬態度。
與此同時，中國「全面加強了黨的領導……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敵對勢力展開堅決鬥爭，維護中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治安全、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惟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變本加厲打壓中國。王緝思認為，根據以上邏輯推導的結論是，中美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可能恢復到21世紀初的交往深度和合作水平，惟兩國各自的長遠利益和戰略考慮，決定兩國必須避免戰爭，同時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合作和社會交往。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倪峰則撰寫「美國對華全面競爭戰略與中美關係」一文，從下述四條基本線索剖析，主張美國「以中國為戰略競爭的重心、以長期競爭為主要基調的對華全面競爭戰略」已基本成型：
(1)在經貿領域對中國實施漸進性、有選擇的「脫鈎」：拜登政府以「去風險化」代替特朗普政府率先提出的「脫鈎」概念，但本質上只是脫鈎的委婉說法；
(2)在地緣政治領域複製冷戰時期美國應對蘇聯的做法：拜登政府加強雙邊同盟和少邊伙伴體系，「實質上就是通過疊牀架屋的盟友、盟伴體系將中國包圍起來」，目的近似冷戰時遏制(圍堵)蘇聯戰略，「對中國實施成本強加」；
(3)在美國國內激活美式「軍國」體制：提出「全政府」概念，試圖改變「政出多頭」亂象，統一步調，動員所有資源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
(4)大力推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外交：渲染西方世界注定無法與中國和平相處，以此來進行國內和國際動員。
倪峰認為，中美競爭最終取決於國力比拼，中國的經濟結構門類齊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在某些產業可替代性較低，具備一定的外部被依賴性，因此美國短期內很難與中國全面切割，更無法阻斷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廣泛聯繫——換言之，「反脫鈎」應成為中國最主要發力的領域。
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李巍在文章標題直接點出「科技是中美戰略競爭的最關鍵『戰場』」，他由2017年底特朗普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談起，指出在近6年以來美國連續兩屆政府先後發動「三大戰役」：關稅戰、科技戰和金融戰，試圖在市場、技術和資本三方面削弱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全面遏制中國經濟發展。
李巍認為，「三大戰役」旨在通過政治手段，加大中國的產業離心力，推動全球產業格局的重組，削弱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樞紐地位，尋求實現中美經濟關係的「去相互依賴化」。他形容未來10年中美將展開戰略競爭的「決勝局」，即如果期間美國未能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態勢，中美將在新的力量對比中形成新的戰略平衡。
在這10年「決勝局」中，科技競爭將是關鍵因素。李巍分析指，中美的科技競爭分為「技術創新」和「技術應用」兩個維度。他指美國在技術創新生態未受太多影響，但由於大量產業轉移和國內產業衰落，美國在技術應用和技術產業化上受較大負面影響。故拜登政府在半導體、人工智能、太空等領域大力開展科技外交，構建跨國科技合作網絡，以提升自身在科技領域的引領能力。
相比之下，中國具有強大的產業基礎和完善的產業生態，但在基礎科學、人才引進、開放程度、社會氛圍等多個方面存在各種不足，不利於進行顛覆性的技術創新。一旦美國聯合其他西方國家形成排華的科技聯盟，切斷中國技術的海外來源，中國依靠一國之力進行系統性科技創新將面臨極其高昂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