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秉安：港無形資產仍具優勢
曾著《大逃港》記錄內地偷渡潮
回歸25周年之際，當年深圳等內地民眾逃港歷史及2010年出版的《大逃港》一書重回公眾視野。書中以口述採訪、史料結合描述的形式，記敘了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時間跨度長達30年的逃港潮。大逃港由最初的政治轉變為經濟原因，某程度上催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又隨着改革開放促成的社會發展，「偷渡」逐漸成為記憶。香港回歸的25年間，也是內地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該書作者、前深圳報社記者陳秉安(圖)日前接受本報專訪表示，今天香港在資金、技術等有形的資產上或許已被內地超越，但只要堅持一國兩制，從市場精神、國際貿易經驗、民主意識等無形資產的角度看，仍具有深刻的優勢。明報記者 劉曉宇
陳秉安在採訪中多次強調，「香港和內地是一個相互依存、與榮俱榮，不能離開、不能分離的關係」。他指出，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的騰飛，與當時的逃港者送去大量勞動力緊密相關。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的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先後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短時間內經濟騰飛。四地又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能夠起飛，依靠資金、技術、設備多種因素，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人力。沒有人(力)的話，這個小龍怎麽起飛？」
單從深圳的公開文件記載可以窺知，當地歷史上共出現了四次大規模偷渡，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領導小組辦公室統計，1954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而更多的逃港民眾流離於政府統計數據之外，據陳的統計，「大逃港」一共為香港送去了161.4萬的勞動力。
《大逃港》中提到，當年的逃港者體力好又吃苦耐勞，是香港老闆最願意僱用的勞工。工廠工人喜歡找逃港者「頂班」。1975年沙田一家紡織廠，逃港者陳克治和妻子每次頂班能拿到20元報酬。陳說：「香港敢於拼搏、創造的獅子山精神，其實是源自逃港者。」
逃港者「衣錦還鄉」反哺內地
深圳建區依靠港資源
陳亦提到，當年的逃港者在改革開放後又反哺內地，為內地帶來了發展市場經濟所需的第一批資金和管理技術等資源。1980年深圳特區正式成立，4年後，時任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視察時，深圳已成為4個經濟特區(珠海、汕頭、廈門和深圳)中發展最快的。陳秉安認為，「鄧小平知道選在深圳興辦特區，可以依靠河對岸的資源」。
辦了特區之後，第一批走過羅湖橋的人就是這批逃港者。他們衣錦還鄉，「當年被治安主任追着，九死一生逃到香港來，如今帶回資金，帶回設備，帶回技術，是個老闆，過橋很光榮」。《大逃港》中提到，深圳最早的一間來料加工企業，就是由逃港者興辦。陳稱，「如果沒有當年港資的試水，投資者怎麽敢去廈門，怎麽敢去溫州、蘇州？台資、日資，甚至後來美資看到他們發展得很好、賺了錢，所以才敢來。」
陳秉安指出，「沒有開放的市場經濟思想，沒有國際貿易思想，沒有國際貿易經驗，沒有民主開放精神，就是再多的新設備，再多的技術資金在這裏也做不好。」他表示，直到今天，香港在這「無形的資產」上仍具有其優勢。
陳秉安說，改革開放40多年來，香港對內地的貢獻「第一是有形的資產，帶來了資金、設備、廠房和技術等；第二是作為國際金融大都市，無形的市場意識、國際經貿經驗」。他表示，香港給了深圳及整個內地市場經濟運作、開放的意識，以及民主自由思想，「這些無形的資產是最重要的」，是走在國內前面的。「40年後深圳發展了，內地也發展了，雖然有形的資產香港已經不具有優勢了，但無形的資產香港仍然具有深刻的優勢，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這是內地亟需也必然要學習的」。「我認為香港還有新意，只要香港堅持一國兩制的正確道路，而不是虛幻的，香港對國內的吸引力就仍然存在，不會枯竭。」
稱堅持一國兩制才有吸引力
回歸25年，關於未來如何看待內地與香港關係，陳秉安強調一切的重點在於「只要堅持一國兩制」，香港的優勢仍然存在，國際金融大都市的地位也不可更改。「上海取代不了，深圳也取代不了，北京、廈門或者是青島更是(無法取代)，這麽一個經濟金融制度的地位，本身必然會表現出它的吸引力。」他認為這前提是必須堅持一國兩制，「只有一國一制的話，那跟內地是一樣的，跟青島一樣，跟上海一樣，跟南京一樣，就不存在學的問題了，對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