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堅持抗日戰爭以中共為主、國民黨為副的史觀，但與史實不符。國軍的正面戰場是決定性的，佔了95%；而共軍的敵後戰場只是補助性的。中共在抗戰時代的戰略和戰術是保留實力、擴充地盤。夏語冰
1949年中共在國共內戰中獲勝，國民政府倉皇辭廟退守台灣。從此，中共以勝利者的身分全權操縱了對中國近代史的發言權和詮釋權，在「中共版」的歷史詮釋權中，最悖離史實亦最引發普遍不滿的是中共對領導抗戰的說法。牛津大學近代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印度裔的拉納．米德(Rana Mitter)在其2013年力著《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WII, 1937-1945)中即指出，在中國，討論抗戰史受到制限。在毛中國，只能把國民政府說成很少衛國抗日，因此在1949年就註定會被中共打垮。抗日戰爭的勝利乃是中共單獨打贏，更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功勞。
中共在1949年後對抗戰勝利的說法歷經幾個階段和轉折，從中共單獨領導抗日，到國共共同抗日，到八十年代中為了統戰而提出「國民黨打正面戰場，共產黨打敵後戰場」的說法。但萬變不離其宗，中共仍然堅持抗日戰爭以中共為主、國民黨為副，這種「中共版」的抗日史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特聘一級教授張海鵬的說法為代表：「說共產黨發揮了領導作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是因為它倡導、推動並始終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民族戰爭所必需的國內團結能夠維持下來，而且，共產黨還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動員敵後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擔負着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
在大陸近代史學界，張海鵬被認為是最能反映中共官方史觀的史學家，他在《正確看待抗戰兩個領導中心，中共是中流砥柱》的文章裏又說：「共產黨還團結各民主黨派，利用各種宣傳文化的形式，對全國人民進行了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形成了全國高漲的抗戰熱情，這種抗戰熱情又轉化成抗日戰爭的有形和無形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從這一點來說，共產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領導中心，是中流砥柱，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其實中共在抗戰勝利60周年時，即已提出「中流砥柱」的說法。
遺憾的是，張海鵬的說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只是官方文宣、官方的傳聲筒，歷史不是那樣走過來的。中共在抗戰時代的戰略和戰術是保留實力、擴充地盤，結果在戰後，兵力從四萬猛增至150萬。八年抗戰，國府愈打愈弱、元氣大傷，中共則愈打愈強，終於在1949年獲得全面勝利。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發表《共赴國難宣言》﹕「(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一切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1937年8月22日發布命令，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3個師，兵額為2萬人。軍委會並指定八路軍列入第二戰區，歸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分任正副主席。此後又收編葉挺和項英的江南共軍，編成新四軍，以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共轄4個支隊，兵額約1萬餘人，列入第三戰區，由司令長官顧祝同指揮。
1937年秋，毛澤東曾向朱德部隊發表談話，其要點為﹕「(一)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二)這一決策，可以分三個階段來實施﹕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日後中共即依循毛的指示而發展、壯大。
八年抗戰，全國分成10個戰區，國軍戰力不強、武器落後、將領無能、指揮不當、士兵素質低落，極少主動出戰，打得極為辛苦，死傷慘重，估計軍民死亡1,400萬至2,000萬人(一說3,000萬)。中共所艷稱的百團大戰和平型關大捷，其實平型關戰役只是小規模戰鬥，屬於太原會戰的一場戰鬥，由閻錫山指揮，3個集團軍參與，左翼是楊愛源、中間是衛立煌、右翼為朱德，林彪是朱德的一個師長，抄日軍後路，取得勝利，殺死日軍500人。國共軍隊在抗戰期間發生多起武裝衝突，其中最有名的是新四軍事件(或稱皖南事變)。新四軍原部署於江南，國府把新四軍調至黃河以北，但遭新四軍拒絕。1941年1月5日，新四軍在皖南攻擊國軍(1940年10月，新四軍曾在蘇北黃橋襲擊國軍，造成國軍第八十九軍1萬餘人死傷)，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下令消滅新四軍，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於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殺。葉挺日後與王若飛因空難而死。
然而，國軍在攻防戰中所採取的戰略和戰術有時卻造成了大災難。國軍在1938年7月，為了阻止日軍裝甲部隊進攻，用炸藥炸毀河南鄭縣附近花園口黃河南岸堤防，造成決堤，而使河南、安徽和江蘇3省44個縣市受災，水患面積達1,300萬英畝，50萬人(一說89萬人)死亡、難民有500萬人(一說391萬)，經濟損失達100億元國幣。牛津學者米德說，花園口黃河決堤事件所造成的傷害比日軍所造成的戰禍還嚴重。抗戰老兵、前國府參謀總長郝柏村則認為：「如果徐州會戰沒有黃河決口，那河南和安徽都是平原，日本人的裝甲部隊就會一直衝到西安，所以黃河決口，日本軍隊就不能過來了，那比100萬兵力還要重要。」
國軍並非「國民黨軍」
對中共所強調的國民黨正面戰場和共產黨敵後戰場之分，96歲的郝氏認為正面戰場是決定性的；敵後戰場只是補助性的。而且從比例上來說，正面戰場佔95%，敵後戰場僅佔5%。中共解放軍史學家徐焰不同意郝氏的看法，他認為在華日軍140萬人中，有55萬人被共軍所殺。曾在1938年廣州戰役受傷(彈片仍留在頭殼)的郝氏表示，中共自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是一種「有欠公道」的說法。郝氏的批評算是很客氣。
1949年後仍住在大陸的抗戰老兵對中共稱他們為「國民黨軍」或「蔣軍」，仍感到忿忿不平。92歲的羅正達在接受台灣文史作家劉台平訪問時說，在12年的牢獄生涯中，中共指導員整天問他一句話，問他有沒有後悔參加蔣軍，他堅決說沒有，他說﹕「我參加的是國軍……。」就這樣又加了3年的刑。羅氏說：「當時我們不是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沒有軍隊，我們軍隊是國民政府的軍隊，是政府的軍隊。」羅氏解釋說，當時國軍部隊裏頭連個黨團組織都沒有，不過黨的生活、不發展團員。他說﹕「我們就是國家軍隊，不是國民黨軍。」羅氏又說﹕「過去的宣傳，說國民黨部隊四處搶掠，強姦婦女。哪裏有這回事情！我就是國軍的老兵，國軍紀律嚴明着呢！」羅氏於1950年在浙江慈溪被中共要求填寫「反動黨團、社團登記表」，他才意識到「已變成反動派」了。
抗戰勝利，倏忽已七十載。紀念七七，不僅是緬懷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和悼念血染山河的中華兒女，其意義乃在於從歷史中獲取教訓，使炎黃子孫永勿忘此一民族浩劫。八年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存亡續絕之戰，也是舉國上下弔民伐罪的禦侮戰爭。張海鵬的中共「中流砥柱」說看似冠冕堂皇、面面俱到，其實都不符史實，都是強詞奪理、褻瀆歷史之論。文藝為政治服務，多多少少可以理解；但學術如為政治服務，為黨打前鋒，則學格蕩然矣！學術研究亦徒具虛名矣！「史不可滅」，但亦不容歪曲，張海鵬、徐焰都是黨派色彩鮮明的史學家。
八年抗戰殆為蔣介石委員長所領導，「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皆為全民抗戰之心聲，而中共卻能在「敵後戰場」茁壯成長，終致奪取河山，可說是近代中國之命運！
一個偉大的民族，必須是一個尊重歷史的民族；一個長存於世的民族，亦必定是一個深知汲取歷史教訓的民族。能夠正視過去，才能有道德勇氣面對未來，立足於世界強國之林。劇作家田漢抗戰時代所寫的「誓將盡逐東來寇，細訴樓頭明月光」的詩句，道出了中國人民艱苦抗戰、顛沛流離的民族辛酸！「不容青史盡成灰」，更是中華民族維護抗戰真相的沉痛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