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最令港人關注的，莫過於內地股災。筆者對是次股災也相當痛心，不過並非因股票損手，而是眼見中央政府作為《孫子兵法》與《老子》的「傳人」，竟可以絲毫不了解功效的原理和產生辦法，在不斷出招救市、連番行政干預之下，竟會如此徒勞無功，甚至出現「反功效」，連人民對中央的信任也幾乎消耗殆盡，令人瞠目咋舌。

功效的弔詭性

讀者可能會奇怪為何筆者用「反功效」而非「反效果」，原因是「功效」和「效果」的意思並不相同——效果帶有簡單的因果性，其概念本身亦比較僵硬和狹窄，而且太明顯及具證明性，因而許多時候反而與真正的功效擦身而過。相反，功效乃正在作用中的效力，是關於如何使效力到臨並實際形成的概念，屬於效果的現象學的範疇。中國人一直所重視的是功效，而不是效果本身。

《孫子兵法》與《老子》之所以能在面世2000多年後仍聲名不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兩巨著對功效的獨特見解——不僅與西方對效果的理解大異其趣，而且更是西方所從未涉獵的。孫子與老子，特別是老子，認為功效的作用並不是在它飽滿時，而是在它正在形成時，就像邊際報酬遞減定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一樣，當感覺達到頂峰時，反而感覺不到效果，因而失去了功效，所以老子有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12章)，這一段不止是叫人減少欲望這麼簡單——如今中央政府「暴力救市」、藥石亂投，只會令目標對象「目盲」、「耳聾」、「口爽」，感官被填滿，令本來有效的措施，完全失效。

「上兵伐謀」

這是為何老子在《德經》(《道德經》下篇)的第一篇即提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38章)，上德的人不以效果為目標，不為人所察，不會被把握，因而不會被抵抗，所以反而有功效；相對地，下德的人專以效果為對象，為了達到它每次都抬高自己，並多加強調，因而極易被目標對象所掌握，這不就是我們常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嗎？既然政策可被抵抗，那麼有「正」便有「反」，相反者、反效果隨之出現，這樣政策被質疑、被漠視也是意料中事。

令情�G更為險惡的，是中央選擇在最明顯的時候與地方，即事情發展的「最下游」進行操作，這是事物最僵化、最沒有其他可能性的階段，也是最可能產生抵抗的階段。這也是為何孫子強調「上兵伐謀」，強調戰勝敵人須在敵意尚未形成之前，否則衝突愈成形，行動就愈受阻礙，就愈須投入時間與努力才能成功。因此，「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須在事情尚未萌芽，在還未陷入任何既定路徑之前便介入，才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可能，這樣才可「勝於易勝」。

展現強勢阻功效產生

毫無疑問，是次股災的發生與中央政府力求體現其強勢有莫大關係。中央愈要強勢維穩、愈要掌控股市，便愈與功效的運作原理背道而馳。如上文所言，功效的作用並不是在它飽滿時，而是在它正在形成時，換言之，真正的功效發揮出來的時候，反而看起來像未達成結果，甚至和達成的效果相反，正所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其用不窮」(《老子》•45章)，大成看來就像不足，大盈看來就像虛空，這樣用處就不會窮盡，看起來飽滿卻反而代表無以為繼，不久將物極必反。

由此看來，目前中央就恍似一個實心的瓶壺、一間沒有空間的房子，只有「實」，沒有「虛」——「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老子》•11章)。瓶壺是由於它可以容納才有用，房子是因為它中空的地方才有用，雖然「虛」與「實」確是相輔相成，但顯然「虛」(空間)才是功效的來源。現在中央就只看到「利」，只顧展現其強勢，卻忽視了「用」；過度飽滿(實)便會產生阻礙，阻擾社會，到頭來只會失去所有操作空間(虛)，因此當務之急就是回歸「虛」，這樣才能有效地產生「用」(功效)。

只要回歸靈活柔軟，便毋須陷入任何既定路徑，亦毋須一再重複以前用過卻已失效的做法。所謂「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孫子》)，真正的力量終究不是只靠用強的，無論《孫》、《老》或以後的中國思想，均不約而同地回到這一主題上，難道如此深刻的經驗與啟示也不足以作參考嗎？

作者是中大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