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質危機下的安倍官邸決策
新的一年剛開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可能萬萬沒有想到，剛剛贏得了眾議院大選，還沒來得及好好思考今後日本的再興藍圖，就不得不面對突如其來的人質危機。
自從1月兩名日本人被「伊斯蘭國」綁架後，日本全國上下每天都密切關注着事態發展。和2004年的人質事件不同，這次安倍內閣充分意識到事態嚴重，以首相官邸為司令塔，全力應對人質危機，但「積極和平主義」的大方向出現路線錯誤，令安倍官邸未戰先敗。
積極的首相官邸危機應對
本次人質危機雖然以兩名人質遇害的悲劇收場，但需要指出的是，安倍官邸的應對能力是2001年小泉內閣以來能力最強的。曾多次單獨訪問安倍的日本時事通信社資深記者田崎史郎在其新著《安倍官邸的真面目》(講談社，2014)為外界披露了不少安倍決策模式的內幕。該書目前在日本已再版三次，成為一窺當前安倍官邸內情的絕佳指南。田崎指出，安倍決策團隊的核心是「正副官房長官會議」，總共6人(除了首相和官房長官，還包括首相首席祕書官今井尚哉，副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世耕弘成、杉田和博)。每周，會議成員都會在首相官邸5樓的首相辦公室集合，就重大問題相互通氣。
日本目前所有的重大決策，幾乎都是通過這一團隊完成，非安倍一人獨斷獨行。此次危機發生後，安倍迅速從中東返回國內，沒有召開國家安全會議(NSC)應對，而是以首相官邸為中心，正副官房長官徹夜留守，統籌瞬息萬變的局勢，實為「正副官房長官會議」模式運作的體現。據媒體披露，70多歲高齡的內閣國家安全局局長谷內正太郎為應付危機每日在官邸只睡4小時，處於極度疲勞的狀態。
安倍內閣中不得不提的一個重要人物，是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據田崎披露，菅義偉出身於北部寒冷的秋田縣，從地方到東京找工作一路吃苦。大學時期從送報紙、當保安到餐廳侍應，什麼粗活都幹過。正是這樣一個歷盡鍛煉的人，在日本政界以低調穩當著稱，作為內閣對外窗口從未失言，深得安倍信任。此次人質危機，表現最為冷靜的也是菅義偉。
筆者觀看國會直播，留意到菅義偉過去一周經常出席國會至一半就申請退席，聽取前線外交官的最新匯報。此外，菅義偉還多次在凌晨和半夜在官邸召開記者會，有條有理地向媒體發放有關危機的最新信息。
然而，官邸團隊雖然竭盡全力，兩名人質仍然遇難，說明日本在戰略層面缺乏中長期規劃，在事件爆發時已敗局難逃。
日本尚無自信在海外用武
在國際關係學中，有所謂「同盟困境」的概念，即國家和同盟國之間同時存在着「被拋棄的恐懼」(fear of abandonment)和「被捲入的恐懼」(fear of entrapment)。此次危機，安倍顯然低估了「伊斯蘭國」的能力，令日本無故深度捲入了同盟國美國的反恐戰爭。日本媒體披露，首相官邸去年底就掌握兩名日本人失蹤，但由於當時安倍忙於大選，被擱了下來。1月中，安倍在埃及宣布向中東提供2億美元的人道援助，成為了日本人質危機爆發的導火線。
有不少分析認為安倍可能藉此機會加速推動向海外派兵。但此次危機的諸多迹象顯示，日本尚無自信在海外使用武力。本次危機爆發後，首相官邸雖然對外強硬表明不會向恐怖主義屈服，但實際上傾向以外交途徑解決危機。雖然自衛隊和警察廳也保有專司反恐的作戰單位(如總部設在千葉縣習志野的中央快速反應集團特殊作戰群和第1空降團，警察廳特種攻擊部隊SST)，但日本國內普遍現實的認識是，連作戰/情報搜集能力卓越的美軍在去年兩次針對伊斯蘭國的營救作戰中也鎩羽而歸，自衛隊要在海外從事如此複雜的軍事行動，談何容易。
軍事選項被排除，就只剩下外交途徑。但遺憾的是，日本外交決策系統明顯缺乏應付海外危機的具體應變方案。在日本外交決策圈，某一地區出現問題了，外交官往往會傾向去尋找熟悉這一區域歷史背景的地域研究專家。但這樣的習慣往往沒有具有外交對策思維的國際關係專家參與，使前線外交官不知如何把收集到的具體情報納入有效的分析框架。
以此次人質危機為例，到底「伊斯蘭國」綁架人質的最終目的為何？是為了酬金，交換戰俘還是離間國際反恐陣線？面對一個新種類的恐怖主義集團，應具體採取何種對策才能取得對方信任保持溝通，以確保人質安全？這些都是需要同時具備當地知識和外交談判背景的專業人員合作在短時間內研判的。
可惜的是，目前日本的外交體系缺乏實現這一決策模式的土壤。
外交決策乏國際關係專家
日本政治學者荒井紀一郎數年前針對日本民眾對自衛隊使用武力的容忍程度做過嚴謹的民意調查。調查發現，日本民眾對於自衛隊在保衛國土過程中使用武力較為接受，但對日本在海外使用武力仍持謹慎態度。此次遇害的日本自由記者後藤健二憑着關懷戰禍下婦孺的大愛，獻身宣揚化解民族間仇恨，卻遭此不幸，反而在國內外贏得不少同情。非暴力的和平主義，而非積極的和平主義，似乎才是日本人在國際上真正有效的防身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