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近年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熱門課題，吸引不少專家學者研究這套發展框架能否適用於所有發展中國家身上。率先引領相關研究的《時代》周刊前編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發表《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論文，力讚中國領導人活用「摸着石頭過河」的務實改革精神。雷默在文中提出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三個理論，包括﹕1)以創新解決改革產生的問題；2)以可持續性及平等量度發展成效準則；3)維護自主及平衡霸權(即美國)的潛在威脅。 一些學者對此有保留，特別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產生更多貧富懸殊問題，與第二點的原則背道而馳。不少人批評雷默的論述過分簡化，把北京共識標籤成「華盛頓共識」的鏡面，兩者變成互相排斥的政策工具，忽略了中國模式背後的歷史及文化因素，如何從後塑造出今日的改革績效。事實上，雖然西方學術普遍把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互換使用，但也有中國學者認為兩者存有本質上差異，例如北京共識僅是政策原則，中國模式則是一套集政治、經濟、社會於一體的經驗及發展路徑，難以複製並套用到其他國家上。 ──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 馮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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