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讓高倉健成中日友好的最後回憶
日本電影演員高倉健的逝世，在中日都引起很大反響。導演張藝謀所撰寫的悼念文章，更喚起許多中國民衆的深情回憶。有人說：如果誰可以代表中日民衆的「共同記憶」，他一定是高倉健。
高倉健在內地享有如此高的聲望，有其個人的魅力，也是時代的偶然。改革開放之初，日本電影獲准進入中國，高倉健主演的《追捕》，是「文革」後來華的第一部外國電影，據說有數億人觀看。
《追捕》的題材也與當時的中國有所契合。《追捕》描述好人受到冤屈，最後反戈一擊，是一部為「罪犯」說話的電影。當時中國正處在「文革」後的平反初期，這部電影與許多民衆的潛在心理不謀而合。
讓高倉健留下記憶的時代，也是中日歷史上罕有的「蜜月期」，不僅是日本電影，日本音樂《北國之春》、日本三菱、松下生產的電器、日本的動畫片《鐵臂阿童木》等等，都為內地民衆所追捧。
「蜜月期」開始於政治和解。1978年鄧小平首次訪日，對釣魚島問題做出「擱置爭議」的提法，希望「以日為師」發展現代化。鄧小平深深感染了日本人。就在同一年，高倉健主演的《追捕》在內地上映。
1979年，日本首相訪華，開始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日本貸款幾乎覆蓋當時中國所有大型項目。1989年「六四」風波後，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進行制裁，而日本在當年11月就恢復了經濟援助，之後成為第一個解除對華制裁的國家。
拒絕泛政治化
高倉健的逝世，彷彿是對一個時代終結的隱喻，讓人感慨中日友好的逝去。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日本民衆對華親近感達到78.6%，甚至超過美國。2013年的民調則顯示，日本對華好感僅有5%，為全球最低。與高倉健一樣對華友好的人士，已經成為少數。
媒體人許子東說：過去幾十年，在中國最受歡迎的日本人就是高倉健，沒有第二個人選。這是高倉健的榮耀，也是中日交流的遺憾。勿讓高倉健變成中日友好的最後回憶，關鍵在於拒絕泛政治化。
此前，對於日本動畫形象「多啦A夢」，有中國媒體批評背後隱含極强的政治意義。類似的現象在日本也有發生，日本千葉縣知事堂本曉子曾公開宣稱：「中國不應該用熊貓外交來掩蓋毒餃子問題，日本人最好不要被熊貓所迷惑。」
「寄希望於日本人民」是中國老一輩政治家堅持的法則，時至今日仍有相當的價值。日本右翼政治家的錯誤做法，終將為歷史所背棄，但如果把對少數人的憤怒，泛化到毫不相關的領域，尤其是大衆文化範疇，就會造成難以挽回的隔閡。
高倉健先生雖然逝世，但他留給中日兩國許多思考：中日並非生來為敵，一個日本人同樣可以贏得中國人的尊敬。中日由於歷史與地緣問題，在關係的處理上必須加倍小心謹慎。在這方面，高倉健的真誠與謙虛，尤其值得政治家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