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化」委求中立 冷戰產物今非昔比
在俄軍侵烏後，芬蘭與瑞典尋求加入北約的聲音高漲，這點對跟俄羅斯接壤的芬蘭來說更是不容易的抉擇，畢竟芬蘭在冷戰時期面對蘇聯時委曲求存的中立模式是國際關係術語「芬蘭化」(Finlandization)的由來——儘管這字眼不是芬蘭人發明，也不為芬蘭人所喜歡。本報一連兩日刊登特稿，介紹芬蘭在冷戰時代的中立政策，以及這套政策如何在冷戰結束後逐漸變調，甚至因烏克蘭的局勢發展，可望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與俄接壤成磨心 掙扎保獨立
芬蘭在19世紀被瑞典割讓予俄羅斯帝國，但保留自治地位至同世紀末才面臨「俄羅斯化」壓力，但一戰時期沙俄崩潰造就芬蘭1917年獨立。芬蘭此後成為德國和蘇聯之間的其一磨心，最終引發蘇聯1939年入侵芬蘭，是為冬季戰爭，最終前者慘勝，並迫使芬蘭1940年簽署《莫斯科和平協定》。芬蘭因此失去11%領土(在1941年的「繼續戰爭」大致收復)，但保住獨立地位。
經歷以上這段與莫斯科的複雜歷史，芬蘭在冷戰結束後嘗試以中立地位換取跟蘇聯和平共處，代表作是1948年的《芬蘇條約》。該條約理論上讓芬蘭承諾不會容許西方「通過芬蘭」入侵蘇聯，同時承認芬蘭遠離大國衝突的意願，實際運作上變相容許芬蘭保持內政獨立，延續半總統暨議會民主制，毋須實行蘇共式管治，也不用加入華沙公約組織，蘇聯還撤走圍繞赫爾辛基的軍事基地。但條件是芬蘭不得加入北約或其他與西方的同盟，外交路線名義上獨立實質上親蘇(包括被迫拒絕加入美國扶助西歐的馬歇爾計劃)。在蘇聯強人斯大林死後，芬蘭1955年加入聯合國和北歐理事會。
作蘇聯橋樑 主動調解增外交自主
以上政策被形容為「巴錫基維-吉科寧主義」的基石，巴錫基維(Juho Kusti Paasikivi)和吉科寧(Urho Kekkonen)是芬蘭在冷戰時期的頭兩名總統，奠定國家外交路線，其中在吉科寧任內，芬蘭進一步發展「主動中立」(active neutrality)政策，藉此增加外交自主地位。吉科寧主張芬蘭成為東方(指蘇聯陣營)與西方的橋樑，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後，芬蘭把握莫斯科有意推動建立歐洲安全的協商組織，於是主動出擊提出自己的方案，並提供會議場地，最終到1975年成功在赫爾辛基主辦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即歐安組織(OSCE)的前身，促成《赫爾辛基協議》。
嚴格而言，蘇聯一直未有正式承認芬蘭的中立地位，這要等到1989年由時任領袖戈爾巴喬夫拍板才實現。換言之，芬蘭的中立更多是自我政策宣示，以在冷戰時期一邊盡量靠近西方，一邊避免俄羅斯質疑損害其戰略利益，但非孤立主義，相反會主動爭取在國際爭端中發揮調解角色。
對芬蘭來說，以上也是一段卑躬屈膝的歷史。在冷戰時期，芬蘭須不自在地配合蘇聯，該國政治人物如要上位，則絕不可能公開批評莫斯科，同時芬蘭傳媒也存在高度自我審查，小心避免批評蘇聯政策。西德政壇在1960年代起發明帶貶義的「芬蘭化」一詞，政敵之間以此諷刺對方過分親美(比喻一如芬蘭般親蘇)，芬蘭人自然不喜歡這描述。
貶損主權民主 芬蘭人視為貶義
芬蘭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佩蘇(Matti Pesu)坦言：「從芬蘭的角度，這是個貶義詞。芬蘭人不喜歡它，他們永遠不會提出這種政策提案，芬蘭人永不想其制度由外部力量所實施。一方面，他們(芬蘭人)在走鋼線，另一方面，它(所謂「芬蘭化」)損害芬蘭民主制度，並損害芬蘭的國際地位。」
(紐約時報/德國之聲/歐洲自由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