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政學者：特首非民選 警難脫「政權工具」

警政學者：特首非民選警難脫「政權工具」

[2019.07.20] 發表

【明報專訊】6月12日下午的金鐘，最少150枚催淚彈破空而出，反修訂《逃犯條例》迎來首場警民大衝突。警隊武力比5年前的佔領運動升級，但壓不下躁動民情，警民關係陷入「撕裂2.0」，跌至低點。被問到警民關係怎修補？警政學者何家騏回答了似曾相識的一句：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短期最有效，是做獨立調查，檢視事件的前因後果，起碼能贏回一點公眾信任(win back trust)」。他說眼前警民關係困局，核心問題是「信任危機」，「已超出執法層面，而是對政府管治、以至一國兩制投射的不信任」。

明報記者高卓怡

由七一立法會衝擊、旺角街頭「巷戰」，到周日沙田商場「困獸鬥」圍捕，警隊部署備受非議。曾與人合撰多本警政著作的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何家騏說：「我不是戰術專家，但從一般常理來看，行動前為何不先疏散無關民眾？」姑且勿論是否合理，何家騏認為手法「不平常(unusual)，公眾看在眼內更是滿腹懷疑：警方是否擺『空城計』？是否刻意斷人後路？」何家騏認為「輿論背後反映警民失信，才是真正的危機」。

無大台警民難協調武力升級成惡循環

何家騏說，警方在佔領運動後，仍主要採用「商討方式」管理群眾示威，警員會與「大台」 (主辦方)溝通，「大家容易好來好去」，「但成功前提是雙方互信」，惟新世代抗爭模式轉變，用網絡動員「無大台」、示威者「be water」，警方也不知找哪個代表協調，最後彼此溝通更少，警方難以控制場面，武力再升級，成為惡性循環。

他分析，警民失信下情緒化對立，絕非單純由示威者或警隊行為引發，「警政環境很受政治氣氛影響」。他說修例只是一條導火線令民情爆發，「港人最深的恐懼，是一國兩制被大大動搖」，但民情並非無迹可尋，「幾年來由立法會DQ事件、佔中九子案，輿論積累了很多(對示威者的)同情，有人質疑執法者、司法機關是否公正，警方是最前線的政府『代理人』，便首當其衝要承受」。

批評警隊「違反政治中立」、「過分武力」之聲此起彼落，但何家騏說「這是制度本身問題，只差在大家有無察覺」。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定義「政治中立」為公正地執行政治領袖指派的行政職務，但何家騏指這說法「放諸香港很弔詭」，「當警察說執行指令、維持治安，會被指是『政權工具』，原因是他們負責的對象(特首)是「小圈子」選舉產生，市民會質疑當中的認受性。

「最低武力」易自圓其說合法未必合情理

警方有否用過分武力？何說「外界已有很多討論」，他更想指出香港法律框架賦予警隊很大權力。《警察通例》列明，「只能使用為達到合法目的而合理地需要使用的最低程度武力」。何家騏指出，「這是一套『自圓其說的系統』，闡釋的空間很大，前線指揮官可按情况決定武力程度，除非是明顯違例(如「七警案」)，否則很多做法都是『合法』，只是未必合理合情」。再引伸下去的問題，是警隊回歸至今仍沿用殖民制度「半軍事化」編制，強調維持治安、社會秩序，「與現今強調遊行集會示威自由的社會易生嫌隙」。

香港警民關係何去何從？何說「不敢預想太多」，但他認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目前有效挽回民意支持的做法」。他說調查修例風波始末，查警方亦查示威者，找出問題根源才會令人信服。「以史為鑑，1966年的九龍騷亂也這樣做……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大家都同意，對不？」

(反修例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