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懸疑電影：
《教宗選戰》和《二號陪審員》
不確定性帶來焦慮，也可令人感到刺激，也就是懸疑故事帶來的樂趣。近期兩部電影《教宗選戰》(Conclave)和《二號陪審員》(Juror #2)都圍繞着制度中的不確定性展開。前者的制度是宗教，後者則是司法系統，兩者都指向主角的價值觀，拷問其良知與信念。兩片結構相近：一群人須在發展成熟的框架中作出決策，主角是其中一員，難以作出「最佳」抉擇。「正確決定」既在於一些關鍵資訊，也視乎眾人的取態。導演讓觀眾跟着主角逐步了解這些資訊，朝向最終解決方案。在這兩部電影中，懸疑既是牽引着觀眾的敘事方式，也指向現實世界多種價值觀拉扯抗衡的狀况。
撰文：賴勇衡
按電影理論家Noel Carroll的說法，懸疑往往生於主角的道德困境，合乎道德(或觀眾樂見的)的結果看來總是難以實現。懸疑感來自充滿未知數的敘事結構，在於觀眾對主角處境的情感認同。故事轉折和線索為觀眾帶來接二連三的疑問，心繫於主角能否解困。這個框架的限制在於預設了社會大眾有相當一致和穩定的道德價值觀。
《教宗選戰》：保守派抑或偽君子？
《教宗選戰》的懸疑是「誰會被選為教宗？」雖是宗教題材，天主教高層選領袖的過程顯得世俗化，涉及派系鬥爭、游說拉票、策略性投票、還有爆醜聞及賄賂買票。梵蒂岡到底是一個國家，教宗是其元首，這確是一場政治選舉。主角羅倫斯是其中一位可投票和參選的樞機，也負責主持選舉。但他自身面對信仰危機，不能禱告。這個設計配合電影的世俗化敘事，不讓羅倫斯領受到什麼神聖啟示，僅憑人力行事。他在選舉開始前的講道表明了電影的信息：包容是核心價值，信仰須擁抱懷疑；人誰無過，連選出來的教宗也不例外。
羅倫斯的立場屬較開明的派系，要阻止保守派當選。然而當他們陣營中贏面最大的人卻是個心術不正的小人。按主角的立場，電影預設的觀眾價值觀也是自由派的；懸疑性在於，主角面對兩個選擇都不好，不是保守派便是偽君子。新的方案是：羅倫斯擔上這重任。但他還未度過心靈黑夜，自身難保，難道選教宗真的只是政治，無關信仰？
《二號陪審員》：幸福人生抑或公義？
《二號陪審員》的主角Justin快要當爸爸，卻被選中成為兇殺案的陪審員。他發現被告很可能是無辜的，因為大概他自己才是意外害死死者的人。Justin沒有坦白，因為他以前酗酒，妻子也曾流產，好不容易才走到這一步，邁向平凡而幸福的人生階段。若他把「真相」說出來，很可能會失去一切。雖然電影主題是法律，但Justin對「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理念，以及檢控官的名字Faith，都暗示着宗教救贖的主題——但對公義的信念又如何？
Justin一直試圖讓自己和被告都脫身。說到底，並無直接證據證明死者的死因，Justin也不確定實情。故事的懸疑性在於，主角難以說服陪審團作出被告無罪之決議；如果他坦白，孩子可能一出生便失去父親。理論上，懸疑(suspense)和謎團(mystery)不同，前者指向未來之事，後者有關已發生的事情。在犯罪類型片中，兩者往往結合起來——發現罪案的真相(過去)會影響將來的景况(如兇手被判有罪)。觀眾期待真相大白，從而導致公正的結局。
然而《二號陪審員》至終並未揭露真相，Justin為了新生活，轉向決議被告有罪。那麼上述的懸疑敘事框架似乎受到挑戰：觀眾得到了答案，但真的合乎道德嗎？直至電影最後一個鏡頭，我們才發現導演想的懸疑佈局是什麼——Faith突然出現在Justin家門前。她勝了官司，也成功當選為地方檢察官，意味着她有權翻案。之前她把此案當作競選之助力，不無私心。若要翻案，算是自摑嘴巴，也可說是「知錯能改」。於是真正懸疑之處，並不止於法庭判決(因為未能合乎道德預期)，反而被推進一步，引觀眾反思更深入的道德兩難：想讓Justin過新生活，又想正義伸張，兩種道德欲望的對立帶來了另一種懸疑。
《教宗選戰》也有雙層結局，動搖了上述的懸疑結構。最後教宗一位落在眾樞機首次認識的阿富汗主教身上，但羅倫斯在塵埃落定後才得悉新教宗是雙性人。一方面，這是否合乎觀眾的道德期望正在於其既有立場，但這在社會中正如戲中的樞機團一般分歧。新教宗正體現了羅倫斯講道中的不確定性，傾向自由派的立場，但這結局也被某些觀眾視為服務於「政治正確」。觀眾當中的價值觀差異，使懸疑理論的預設受到挑戰。
兩部電影都在不確定中作結。《教宗選戰》一方面信息明確，叫人在信念中直面疑惑、擁抱不確定的世界，卻拿出確切的答案(選出了新教宗)。《二號陪審員》同樣呈現制度和人生皆不穩定的世界觀，最後卻拆破「大團圓」的解決方案，停在懸而未決的對峙之中。電影以正義女神手上搖晃不定的天秤開始；它再次出現時，就在Justin及Faith頭上輕晃。最後的鏡頭中，他倆面對面，這時天秤毋須再次出現，它已建立在觀眾心中。《教》在充滿價值衝突的社會中選了一個立場，強行終止了懸疑；《二》拆解懸疑結構內部的道德預設，帶來更深刻難忘的懸疑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