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6月12日下午的金鐘,最少150枚催淚彈破空而出,反修訂《逃犯條例》迎來首場警民大衝突。警隊武力比5年前的佔領運動升級,但壓不下躁動民情,警民關係陷入「撕裂2.0」,跌至低點。被問到警民關係怎修補?警政學者何家騏回答了似曾相識的一句: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短期最有效,是做獨立調查,檢視事件的前因後果,起碼能贏回一點公眾信任(win back trust)」。他說眼前警民關係困局,核心問題是「信任危機」,「已超出執法層面,而是對政府管治、以至一國兩制投射的不信任」。
明報記者 高卓怡
由七一立法會衝擊、旺角街頭「巷戰」,到周日沙田商場「困獸鬥」圍捕,警隊部署備受非議。曾與人合撰多本警政著作的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何家騏說:「我不是戰術專家,但從一般常理來看,行動前為何不先疏散無關民眾?」姑且勿論是否合理,何家騏認為手法「不平常(unusual),公眾看在眼內更是滿腹懷疑:警方是否擺『空城計』?是否刻意斷人後路?」何家騏認為「輿論背後反映警民失信,才是真正的危機」。
無大台警民難協調 武力升級成惡循環
何家騏說,警方在佔領運動後,仍主要採用「商討方式」管理群眾示威,警員會與「大台」 (主辦方)溝通,「大家容易好來好去」,「但成功前提是雙方互信」,惟新世代抗爭模式轉變,用網絡動員「無大台」、示威者「be water」,警方也不知找哪個代表協調,最後彼此溝通更少,警方難以控制場面,武力再升級,成為惡性循環。
他分析,警民失信下情緒化對立,絕非單純由示威者或警隊行為引發,「警政環境很受政治氣氛影響」。他說修例只是一條導火線令民情爆發,「港人最深的恐懼,是一國兩制被大大動搖」,但民情並非無[可尋,「幾年來由立法會DQ事件、佔中九子案,輿論積累了很多(對示威者的)同情,有人質疑執法者、司法機關是否公正,警方是最前線的政府『代理人』,便首當其衝要承受」。
批評警隊「違反政治中立」、「過分武力」之聲此起彼落,但何家騏說「這是制度本身問題,只差在大家有無察覺」。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定義「政治中立」為公正地執行政治領袖指派的行政職務,但何家騏指這說法「放諸香港很弔詭」,「當警察說執行指令、維持治安,會被指是『政權工具』,原因是他們負責的對象(特首)是「小圈子」選舉產生, 市民會質疑當中的認受性。
「最低武力」易自圓其說 合法未必合情理
警方有否用過分武力?何說「外界已有很多討論」,他更想指出香港法律框架賦予警隊很大權力。《警察通例》列明,「只能使用為達到合法目的而合理地需要使用的最低程度武力」。何家騏指出,「這是一套『自圓其說的系統』,闡釋的空間很大,前線指揮官可按情G決定武力程度,除非是明顯違例(如「 七警案」),否則很多做法都是『合法』,只是未必合理合情」。再引伸下去的問題,是警隊回歸至今仍沿用殖民制度「半軍事化」編制,強調維持治安、社會秩序,「與現今強調遊行集會示威自由的社會易生嫌隙」。
香港警民關係何去何從?何說「不敢預想太多」,但他認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目前有效挽回民意支持的做法」。他說調查修例風波始末,查警方亦查示威者,找出問題根源才會令人信服。「以史為鑑,1966年的九龍騷亂也這樣做……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大家都同意,對不?」
(反修例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