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看中化﹕治亂世 用重典？
【明報專訊】3年前反東北示威及闖入公民廣場案件的刑期覆核，法官明言要阻嚇這些鼓吹「違法達義」的「歪風」而把刑罰改為監禁，引起兩極爭議。常言道「治亂世用重典」，究竟提高刑罰能否有助糾正社會亂象？
我們一般認為「重典」必然與法家掛鈎，其實不然。這說法最早出自儒家經典《周禮?秋官司寇》的「刑亂國用重典」，認為逆亂之國民心乖離，需以重刑懾服。儒家雖崇尚德治，亦不完全拒絕重刑，《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鄭國賢相子產認為最佳治國方法是有德者以寬厚之政服人，其次則是嚴厲施政，對此孔子不僅讚其仁愛，更同意若政策過分寬鬆令百姓怠慢，則需從嚴來糾正(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歷史上「重典」確有一定效用，商鞅「作法自斃」的刑法治國令秦富強，最終攻滅六國建立史上首個大一統王朝；明太祖明言「吾治亂世非猛不可」而刑法從嚴，清朝沿襲之，同樣打造出長期穩定。但現實的另一面也是，嚴刑峻法易引發民變，不僅短命的秦朝，隋的速亡也離不開文帝晚年及煬帝的刻薄寡恩。
「刑新國用輕典」 新政權應與民休息
問題的關鍵，在於《周禮?秋官司寇》提到的另一治國方略「刑新國用輕典」——當百姓苦於國家破亂，新政權成立後與民休息才是上策，重典只屬應對亂局的短期措施。因而政權能否長治久安，重點是初年治國方針能否從戰時峻法轉換成寬柔政策，這正是秦、隋失敗，而緊接的漢、唐站穩腳跟的原因。
明清恩威並施 重典仍能長治
不過到了明清，故事卻變了：重典仍能長治。因為明初及清初懂得恩威並施，重典以外能輕徭薄賦、促進農耕及經濟來善待百姓，締造永宣盛世、康乾盛世，不再是民不聊生的典型暴政，因而民變頻繁的只有民心未定卻訂立重典的明太祖時期，也是史上罕見地開國之初招來劇烈民變。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重典」背後的明清極權思維：地方的保甲制令百姓互相監察，中央則君權擴大得難受監察，反之明朝常濫殺大臣，更設特務機關監控國家；清朝滿漢分治，而文字獄甚烈，皆令被統治者難於反抗。當中葉起體制鬆弛、「皇恩」不再，即民變湧現，甚於漢唐。
從漢唐治世被過度頌揚、康乾盛世卻被後世描寫成矛盾處處的粉飾太平看來，「重典」只是治標不治本：雖能阻嚇作為表徵的罪惡，卻無益於解決內核的社會矛盾，故儒家才會崇德治抑刑治。由此反思，法官為了「阻嚇」而重判雖合於法理，卻是文不對題——只要孕育衝突的社會不公繼續存在，「阻嚇」恐怕毫無效用。
■文化解碼
「清朝無昏君」
近年內地網上流行「清朝無昏君，明朝盡庸主」的說法，原因是明朝後期君主多耽於逸樂，清朝君主則個個勤勉，只是迫於局勢而無力回天。但這只是倒果為因：清朝後期困局正是源於前期「明君」昏於局勢，明明前身的後金早已領教西洋兵器的威力，清朝卻以穩住政權為上而沒太費神學習日新月異的西洋技術，當慘敗給外國，君主才不得不勤勉以免亡國，還是大多不得要領，與勤勉的亡國君明思宗沒多大差別。
事實上明朝中後期不少皇帝皆改革朝政，恐難以昏庸稱之。反而這種說法更令人感到其契合中國現在主旋律的一面：近現代的中國是外國霸道欺壓的受害者，現在是時候自強崛起抗衡西方了。
作者簡介﹕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
文﹕葉雨舟
圖：資料圖片
[語文同樂 第27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