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同學就家庭、學校及大眾傳媒三方面，提出了關心及支援年輕人、減低負面信息發酵等建議方向。不過，要這些建議得以實現，背後更須處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父母教師難抽空 需政策支援

先說家庭，親子溝通的條件之一是有時間，香港人工時之長在世界發達地區是數一數二，原因之一正是香港的勞工權益保障仍然落後，標準工時立法爭議多年仍未能落實，營營役役為口奔馳的基層家長，又如何再能騰出時間多與子女溝通？當然溝通的質素比時間長短或許更重要，但關係的建立非一朝一夕，要讓父母及子女有更合乎人性的生活環境，社區要有更多的家庭支援，例如父母育兒教育、社區託兒服務等等，免令基層家庭自顧不暇。

同樣，校園是年輕人最多時間活動的場所，見老師的時間可能比見父母更多，學校理應負起及早識別學生需要、支援及輔導學生等責任；事實上，連串學童自殺後政府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委員會建議學校教師成為「守門人」。要能成為「守門人」，既須接受專業培訓，更要與學生建立緊密而穩定的關係，然而，學校教師又面對哪些挑戰呢？首先，現時全港主流學校約有一至兩成的教師是以合約制聘請，加上近年學童人口減少令學校要減少編制教師數目，結果是不少教師只能合約制地短期一兩年於同一所學校任教，剛與學生建立關係後又要離職。然而這些教師往往是最能與學生溝通的年輕教師，如果制度未能令教師在學校獲得穩定發展的機會，又怎能成為「守門人」呢？

「社會需要」日新 教師難負荷

再者，學校不斷要滿足社會各樣發展的需要：如創科發展的STEM；政治上的國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學生個人成長上的生涯規劃教育、照顧特殊學習需要等等，若再加上學校為免因學生人口下降而縮班殺校，要拼TSA成績、拼文憑試成績，甚至要北上內地招募學生等等，過去幾年不少教師都工作超負荷，從前放學後能與學生打波聊天、假期帶學生遠足露營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

當我們用「責成誰與誰」、「應該如何做」的口�琤h提出建議之時，不妨多思考各個持份者的困難與限制，嘗試從更根本的制度、資源及社會環境去建議改善的方法。

文：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副校長 張銳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