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月中史科爭議聲中，傳媒報道不少學校以另類教學吸引學生，引來「理解」與「背誦」的討論；但近期《中國詩詞大會》成為全國綜藝節目收視冠軍而廣受關注，卻彷彿反映國人肯定「背誦」這種學習方法。但背誦真的是傳統所尚嗎？

傳統理想教學 背誦理解並重

因為中西教學差異成為全球議題，現時我們慣把背誦與理解對立起來。不過傳統並非不重視理解，而是把背誦視為理解的基礎。古代學塾慣常「先背後講」，學童終日誦熟各種典籍，之後塾師才講解內容。清代《問青園課程》謂「童蒙知識未開，多有記性，誦讀既熟，便終身可以不忘」，即背誦是利用孩童時期的較佳記憶力來打好底子，以後講解就能事半功倍。理想如朱熹《童蒙須知》更認為「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讀熟後自然能理解文義。

貧富賢愚差異 劣化為只重背誦

理論很美好，實踐卻是另一回事。傳統講解多為塾師單向灌輸，縱使背熟後聽講，還是難掌握艱深典籍；而且教學內容常與金錢掛�u，出錢不多者往往只能背誦不能聽講，到頭來背誦多於理解才是常態。聰穎如新文化旗手胡適，早年上塾亦讀不懂《詩》、《書》的艱深篇章，而他那些付費不多、得不到講解的同學，更早因不知所云而失去學習興趣(《四十自述》)。

諷刺的是，學塾教材之一的《禮記》早已批評這種劣化。〈學記〉說：「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教者讓學生多誦讀，卻不顧是否理解，只是失敗的教育。原始儒家教育極重視理解，孔子認為誦讀而不能致用毫無意義(「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家語•辨樂解》亦記載，孔子學會新的琴曲後仍堅持練習至領悟意旨為止。

科舉變質 推波助瀾

可以說，學塾重背誦輕理解，只是在重複2000年前的流弊，原因明白不過：科舉重視背誦。唐代起科舉一直要考「帖經」(默寫儒家經典並解說)，不過唐宋時期亦看重詩賦及時務策，背誦未至於主導科舉，蘇軾在試卷杜撰典故，還贏得主考官歐陽修讚賞；問題是明清科舉主力考四書五經及指定注疏，殫精竭力背誦這考核範圍變成應考條件，背誦遂成教育主體。也正是這樣的變質，清代才會出現江永、戴震、焦循等大批沒有進士功名的鴻儒。

說穿了，作為科舉這個精英體制的學習之法，背誦教學的背後邏輯就是不問賢愚的精英化教育，仍崇尚精英制度的中國自然甘之如飴，開始重視學習差異的香港則有所反思。但在「成績定榮辱」的風氣下，香港整體似乎仍是傾向填鴨教育。

■文化解碼

因財施教

雖然傳統最理想的教育方法是孔子的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但當科舉成為入仕主流途徑後，應試教育變成主流，教育也貧富懸殊起來——大戶人家聘請舉人作為私家講師，出不起錢的鄉民則只獲得只背不講的教育。以歷史經驗觀之，教育產業化只怕令理想教育愈來愈難實現。

或許正因傳承至今的應試教育過度功利，東方式背誦教育常被視為遠不如西方教育。但教育學者龐永欣指出，東方教師對學科知識的掌握牢固、態度嚴肅，遠勝西方教師，因而知識教學是東方的利器。這樣看來，現時不少學者探索東西教育糅合之道，與古代學塾倡導從背誦達至理解，其實異曲同工。

圖：資料圖片、The AYs、OvertheHill@iStockphoto

文：葉雨舟 - 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