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到香港的雨傘運動，社交網絡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社會運動中主要的消息傳播和動員工具。但社交網絡同時亦被指加速社會分化。社交網絡如何改變了世界？又會有何局限？本報將訪問過來人及專家學者，一連兩輯探討。 明報記者 林康琪 甄梓鈴

2011年席捲突尼斯、埃及等地的「阿拉伯之春」首見社交網絡威力。古奈姆(Wael Ghonim)2011年憑一個facebook專頁，號召埃及人上街，最終推翻執政30年的穆巴拉克，不過埃及卻未走上民主路。見證社交網絡威力的古奈姆近年反思社交網絡利與弊，世界各地社會分化日趨嚴重尤令他擔憂。他接受本報訪問時稱，希望透過全新的討論平台彌補現時社交網絡的不足，他相信唯有深入的對話才可促成正面的社會轉變。

埃及古奈姆認錯判網絡力量

中產家庭出身、任職Google的古奈姆，自言本來不怎樣關心政治，上網只是為了逃避現實，但在社交網絡看到不少同胞也對政治諸多不滿，心態開始改變。埃及變天後，古奈姆在2012年寫了《Revolution 2.0》一書回顧，書末說﹕「多得現代科技，參與式民主正成真。慢慢地，大規模壓迫武器將肯定絕�[。」

現居於美國的古奈姆去年12月在宣揚新思維的TED大會發表名為「設計一個推動社會變革的社交網絡」的演說，卻就自己的樂觀論調「認錯」﹕「我5年前說，『若你想解放社會， 你需要互聯網』；今天我相信， 若我們想解放社會，我們首先要解放互聯網。」

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基督徒及世俗派初時同仇敵愾，但推翻穆巴拉克後迅速分化，軍方捲土重來，廣場革命的果實蕩然無存。英國劍橋大學中東研究學者莫尼爾(Elizabeth Monier)向本報稱，社交網絡雖有助動員，卻無法帶領民眾政治過渡，這是因為社交網絡只是「大聲公」，它雖可以凝聚示威者，但網絡上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太表面，關係很容易破裂。

輿論走向極端惹安全憂慮

莫尼爾認為，埃及革命的參加者本身有不同政見，社交網絡不製造或改變政見，本身不會加劇政治分化。古奈姆則相信，社交網絡一些特性把分化放大了，令本已分化的社會更分裂。他憶述，社交網絡幫助傳播謠言、錯誤訊息及仇恨言論，網絡世界發展了到一個令他甚至擔心自己家人安全的地步﹕「軍方支持者與伊斯蘭主義者各走極端，像我一樣夾在中間的人開始感到無助。」

2013年7月埃及軍方推翻首名民選總統後，古奈姆決定沉默，反思了兩年多。他如今仍然相信網絡的力量，但認為必須改善。他說，社交網絡令人更容易衝動行事﹕「如果我寫一個嘩眾取寵、偏頗且怒氣�}�}的帖文，會吸引更多注意。」他指出，世界各地的分化都日趨加劇，「我們需要致力研究如何使科技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非成為問題的一部分」。

成立Parlio 再推動理想討論

Parlio是古奈姆回應這一挑戰的嘗試。他在去年7月與朋友成立這個新平台，以促進有禮貌的深入對話為宗旨。他向本報說，該平台並非跟Twitter或facebook競爭，他自己也繼續在那兩個社交網絡活躍，「只是目的不同，我跟朋友在facebook保持聯絡，用阿拉伯文在facebook與Twitter發表意見，若要深入討論，便到Parlio」。

他解釋，Parlio用戶討論的議題都是一些廣大公眾可能不感興趣、但又重要的社會議題。Parlio目前還在試行階段，有6000人在平台發文討論，包括《紐約時報》作家Thomas Friedman、史丹福大學教授福山等名人。一般人登記後也可以閱讀平台的文章。古奈姆稱，Parlio的用戶是來自各國求知慾強的公民，他們關心及希望了解世界複雜議題，也嘗試帶來正面影響﹕「為他們提供工具協作及深入對話交流，必定可以產生正面的社會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