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衛生體系 重富輕貧
西非伊波拉疫情敲響改革全球衛生系統的警號。人類史上經過多場疫症後逐漸明白各國協力防疫的重要性，並自上世紀初發展出共同抗疫的全球衛生機制，這一國際機制在2003年對抗SARS一役中發揮了功能，然而在今次伊波拉疫潮中，本應肩負抗疫統籌的世衛被揭後知後覺，發達國最初的應對亦盡顯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專家批評，全球衛生系統存在偏向發達國、漠視窮國的根深柢固問題。明報國際組
專研公共衛生系統的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律教授戈斯汀(Lawrence Gostin)向本報指出，西非伊波拉悲劇原是可以避免的，全球衛生系統缺失及政治領導失效導致今天的局面。他說﹕「領導及治理失誤遍佈所有關鍵行為者，包括受(疫症)影響的國家、鄰近國家以及國際社會，特別是世衛。」
他批評，富國及世衛對疫情應對太遲，而且欠缺統籌，支援也不足夠，「他們任由窮國衛生系統崩潰，也沒有提供衛生及人道支援」。他強調，SARS及H1N1流感的例子說明，國際其實有能力阻止傳染病傳播，「伊波拉悲劇是缺乏政治意志及領導無方所造成的」。
富國捐款左右世衛議程
戈斯汀指出，世衛無法發揮領導能力，原因之一是受制資金緊絀。世衛資金有兩大來源，成員國向世衛固定供款組成的經常預算基金，只佔世衛整體預算兩成，其餘很大要倚賴富國、企業、慈善組織及私人機構額外自願捐款。自願捐款在1970年代只佔世衛預算四分之一，2008年已升至接近八成。自願捐款可以指定捐款用途，換句話說可以繞過世衛控制，從而左右全球衛生議程。
科學記者撒哈(Sonia Shah)2011年曾在《外交雜誌》指控，富國政府及私人企業透過捐款改變全球公共衛生議程。她說，雖然世衛的經常預算基金仍然集中在全球最高死亡率的疾病，但非經常預算基金卻是為不同利益服務。以2004年至2005年的預算為例，91%非經常性預算基金集中處理的病症，只佔全球死亡個案9%。世衛當時反駁指該文誇大了私人企業的影響，但也承認，傳染病及慢性疾病出現資金錯配的情况，部分的確由這些有指定用途的自願捐款所致。
SARS吸金 伊波拉遭漠視
依賴額外捐款的結果是令世衛長期計劃的能力受掣肘，也無法對遭富國漠視的衛生事故作迅速應變。跟富國漠視西非伊波拉疫情相反，2003年SARS爆發時，湧向世衛的捐款源源不絕。曾任職世衛的世界銀行現任總裁金墉日前便對《紐約時報》憶述，SARS爆發時，不少富人因為疫症影響他們的生意，紛紛向世衛捐巨款，「但隨着SARS淡化，這些人也消失了」。戈斯汀亦向本報指出，SARS當年很快受控，主要是因為在中國、加拿大及新加坡這些擁有較高收入的國家發生；2009年H1N1流感全球大流行，富國果斷行動，疫苗很快便開發出來。
SARS後，世衛為防止新的傳染病傳播，制定了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要求成員國要監控傳染病傳播並要通報；富國亦有義務協助加強全球對應傳染病的能力。西非國家在伊波拉疫情中暴露醫療系統之脆弱，反映有關規定並未落實。
世衛未能協助窮國改善醫療系統，在伊波拉爆發之初也未能擔當統籌角色及監控疫情，抗疫重擔落在無國界醫生等志願組織身上。對於世衛在西非的表現，無國界醫生亦有批評。無國界醫生地區傳訊經理李璧君憶述，他們早在4月已稱疫情史無前例，但當時世衛一名發言人卻指他們誇大。世衛到8月才宣布伊波拉為「國際關注緊急公共衛生事件」，同月又制定了抗疫路線圖，但李璧君稱，如同發達國的承諾，最重要的是綱領化為實際行動。她指出，雖然不少國家已向西非捐贈物資及興建治療中心，但缺乏統籌，空有治療中心但沒有受訓醫護亦無助抗疫。
「陳馮富珍值得更多支持」
伊波拉疫情何時才能受控仍是未知數，但不少專家認為必須從中汲取教訓，強化世衛角色及國際應對機制。新加坡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最近便在《海峽時報》撰文稱，西方國家應增加向世衛經常預算基金的固定供款，令經常預算基金的份額由目前25%增至75%，他稱這增幅其實只涉及20億美元。他也呼籲，西方亦應趁機反省，目前不斷削弱國際多邊機構的情况是否明智。戈斯汀也向本報說﹕「我十分欣賞世衛及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她值得成員國更多支持，才能完全實現世衛的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