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美終須一戰」
——戰爭催生香港與內地利益共同體
前言
相信自由及民主的人要思考一個問題，今天的現實世界，自由民主可否在全球實施。若不，他們便要妥協，要與民族國家共存；即是說，自由民主是依託民族國家而生存。國家利益是第一位，自由民主是第二。認清這個基本事實的優先次序，決策的取捨便好辦了。為了說明這一個事實，本文利用戰爭的發生說明自由民主與民族國家共存的一個殘忍現實——若民族國家受到侵略，即觸動她的根本利益的話，自由民主就要被限制。本文從這樣一個可能發生的情境——中美大戰——探索香港與中國內地成為利益共同體的可能性。因為戰爭是最殘酷的情境；估計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了1000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了7500萬。一旦開戰，其破壞力不可估計；並有扭轉社會發展的路徑的能力。
中國開戰，香港首當其衝
在政治及社會政策的研究都有所謂路徑依賴的說法。如何改變現在的路徑，適應新的環境是任何體系(例如內地由計劃經濟轉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十分艱巨的社會改造工程。香港作為一個有反共傳統，又是開放及極度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如何融入一個既有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又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祖國，是一個大問號。正正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改造工程是否有發生過，亦是疑問。例子是，連原本以為是天經地義的國民教育，未出世已經夭折。
平情而論，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國民教育不過是認識但不一定要認同社會主義「一國」前提而已。就算如此，近年一些傳媒及香港人煽動對中國產生不必要的恐懼，並極度將中國內地的個別社會或個人問題無限誇大，以此妖魔化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筆者不是說要對內地醜惡一面視而不見。但卻應該從發展的角度看內地目前浮現出來的問題，是其是，非其非。
香港自回歸以後，它與內地的命運已經綑綁在一起。這個基本的改變表示，為了香港好，我們對內地的取態應該是正面的。我們要認識清楚一個新的事實——中國好，香港不一定好；但是中國有難，香港一定首當其衝。1997年以前的事實已經成為過去式——「中國落後，香港一樣好」，不會再次重複的。
本文討論的中美大戰是有所根據的；但對於習慣了和平生活的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以為目前擁有的一切都是理所當然，從來未想過這一切是某些歷史條件才會發生的。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條件，已經客觀改變香港的命運，使她與內地成為命運共同體。但是主觀上一些香港人並不接受這個客觀現實。因此，他們的反共行為是對自己的客觀利益作對。今年中央政府將原本在香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改在上海，已經發出對香港不信任的信號。跟着6月中，中央政府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亮出國家主權及安全的底線；8月底人大常委會通過政改方案，要篩走反共、反中央政府的泛民主派特首候選人。這些舉措只是被迫回應香港一些人事事與中央政府對着幹的現實，要在香港搞不可能成功的「顏色革命」的陽謀。
《2020中國與美國終須一戰》
筆者在本文標題用括號加上「中美終須一戰」是因為引用他人的說法。這本《2020中國與美國終須一戰》是2014年的新書，由台灣一位署名海天的作者寫的。最近「鳳凰衞視」《開卷八分鐘》及內地不少軍事網站亦有介紹。作者自稱是「統派」，他將過去在網上發表的文章輯成這本書。筆者一般對網上發表而不具名的言論都存疑，不會引用。因此，筆者閱讀這本書的時候，都不時翻查內容的真實性。例如它提及中國在南海的赤瓜礁填海，便有最近的報道再次證實這一發展。又例如它提及2007年中國發射導彈擊落在800哩外太空自己製造的小型衛星，都有相關報道佐證。李光耀亦在他的新書《李光耀觀天下》比喻這是在太空上一支針追逐另一支針。全書的論點是中國與美國軍事實力懸殊，但中國用「不對稱戰爭」的戰略應付美國超級軍事霸權。這個戰略方法十分奏效。作者認為若美國不在2020年之前攻擊中國，她便再沒有機會。因為作者估計那一年中國的北斗星衛星便可以覆蓋全球。那時，中國的彈道導彈的精準度便可以摧毁美國境內任何一個目標。
作者認為中國這一套針對不對稱戰爭的戰略思維是有實力基礎的。當年旅美科學家錢學森已經是衛星及導彈等科學領域專家。中國便是在錢學森帶領下發展「兩彈一星」——即核彈、導彈及衛星。核彈是終極殺傷武器，備而不用的阻嚇性武器。彈道導彈可以攜帶核彈遠程攻擊敵對國，亦是厲害的常規武器。衛星則是廣覆蓋的精準探測攻擊目標的搜索工具。後兩者的結合便可以用來應付美國軍事霸權的武器——她的11個航母戰鬥群。一艘超級航母最新造價達到130億美元，但一個彈道導彈只要1000萬美元。這便是以小勝大的不對稱戰爭的戰略思維。作者引述美國海軍情報單位表示，2011年中國已經擁有可以遠程(2000公里以上)攻擊海上大型目標(即航母)的東方21丁彈道導彈。
總的來說，中美軍事角力，中國以小勝大，打的不對稱戰爭就快面臨一個臨界點。作者估計，今天美國航母只有捱打的份，因為專家估計東風21丁誤差只有10公尺。2020年中國的北斗星衛星覆蓋全球，美國根本便不能再對中國進行摧毁性攻擊了。
沒有一戰，大國崛起是假的！
近代美國發動過兩次違反國際法的戰爭，其一是發生在列根任內，不經國會批准，藉口保護美國學生而入侵美洲小國格林納達(Grenada)。其二是小布殊以子虛烏有的擁有特大攻擊性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今天的中國不是格林納達或伊拉克，可以任人魚肉。不過，西方外國人由1949年新中國建國至今，都一直錯判共產中國。美國國防部顧問Michael Pillsbury 最近便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西方決策者及學術界為何重複錯估中國——新中國成立65年以來，西方觀察家不斷預測中國共產政權崩潰，或出現他們期待的溫和派，實行西方民主政治；今天習近平主政，中國變得更加民族主義丶強大及一黨統治。既然西方不斷錯估中國，會否美國亦重啟戰端呢？
其次，中國擁有核武，美國不會輕易動手。然而，炒作中美大戰熱烈的原因是新興大國必然挑戰守成大國的「鐵律」。這是建基於一戰發動的原因——當年冒起的德國，要重新瓜分全球殖民地的控制版圖，因此挑戰老牌殖民地大國英國及法國。不過，根據《解放軍報》作者林利民的講法，今天超級大國已經沒有殖民地需要爭奪。况且，中美關係是雙贏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出口美國提供廉價製成品，但又同時用賺取外匯成為美國最大債主)。
但是，我們又不可以不防，美國人不親自動手，她可以用代理人發動地區性有限度戰爭牽制中國。近年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便牽動中國周邊緊張關係——東海的日本，南海的越南及菲律賓都不時挑起與中國的緊張關係。所謂擦槍走火，由小事釀成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亦隨時發生。尤其是最近越南向俄羅斯購買的基洛級潛艇，已逐步付運。該新型潛艇可以攜帶射程達290公里的導彈。一旦中越開戰，香港受到攻擊的機率不低，比中日開戰，禍及香港機率更高。
其三還有一個中國開戰的原因。中國是石油能源短缺大國。在今天複雜的現代社會，一切生活都依賴能源，尤其是廉價的石油能源。但有所謂「石油頂峰」(oil peak)的理論，但近年頁岩油發現使美國能源自給率達到八成多；因而有美國撤出中東的講法。中國擴軍是有實際需要，而在家門口的攔路虎是近在南海的越南。因此，中越因石油資源爭奪而在南海擦槍走火，機率不低。
從這些分析，中美大戰的機率較低，中越開戰較高。不過，這些都是筆者這個外交及軍事的門外漢的看法。海天的講法是斬釘截鐵——「躲不過的中美軍事對抗」。他認為：「在人類的歷史中，任何大國的崛起都必須打敗一個比它更強大的國家……如果沒有這一戰，崛起是假的，是不能服人、是不穩固也不長久的。」這使我想起當年毛澤東毅然「抗美援朝」才得以奠定新中國立國後的和平。作者又認為：「戰爭這一關誰都躲不過，現在的和平運作都是在為未來的戰爭佈局。最好的結局就是在戰爭的壓力下對手低頭認輸，這就是和平了。」
旁證中國「和平運作」，如和平崛起、新型大國關係的論述，但亦發展「兩彈一星」、東海航空識別區、南海赤瓜礁築島及建市、建立航母戰鬥群，最近中國艦隊還遠至伊朗進行聯合演習。中國備戰，準備打仗是對國家利益負責任的做法。俄羅斯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克里米亞便不會重投懷抱，才可以擁有進出黑海的海軍基地。看來，中國伐謀(不對稱戰爭)伐交(新型大國關係)都有孫子兵法之道，會否「伐兵」，我這個門外漢的看法是中國以區域性有限度戰爭保障周邊安寧機率不低！
本文借用海天的新書，提出一個可以改變香港人價值取向的震撼性情境——戰爭。古語有云：居安思危。自九七回歸，香港有太多優勢論述，結果並不理想。老子《道德經》有這樣的說法：圓則缺、滿招損。我們應否多一些近憂遠慮呢？
總結及討論
戰爭是解決國家之間紛爭的最後方法，而强軍備戰是伐謀之道。怪不得當年中國一窮二白，毛澤東年代還是說了：「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豪言壯語。今天習近平主政，中國維持周邊和平是發展的首要條件。因此，國家安全便是重中之重。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當然受制於這一前提。明白這個大局，香港如何推進政改便清清楚楚——首要是使中央政府安心，香港才能按本身的意願設計內部的政治制度。
筆者還有一點補充有關自由與國家利益的關係。香港以自由貿易起家，香港人亦以享有最大限度自由而自傲。但有一個旁證值得引用，十分適合香港，就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王亞南譯)中論及1651年的航海法(Navigation Act)。史密斯十分支持該限制自由貿易的條例，它容許英國透過對其他國家的船舶抽稅。他認為「航海法不利於國外貿易」。「但國防與國富相較，則國防居於遙為重要的地位。在英格蘭各種通商條例中，航海法也許是最最賢明的一種。」但當英國成為海上霸主之後，史密斯才轉而鼓吹自由貿易。當筆者這個經濟史的門外漢看到這個材料，亦大為震驚。原來，西方國家推崇的自由貿易是有前提的，就是自己有利才不遺餘力推銷。從亞當?史密斯《國富論》看到，當自由碰上了國家利益，還是要讓步的。可以理解，沒有什麼價值是絕對。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國家主權及安全是最重要，因為這關係到人民的生命財產，國家的領土完整。
當然，對於個人來說，若他(她)們不滿意一個國家的民主自由，大可以用腳投票——移民。問題在於既已移民外國，若仍然在香港積極帶領民主運動的人，是否有問題呢？因為這批人的利益與香港的客觀利益，即香港與內地命運共同體並不一定是脗合。因為有後路，他們可以不擇手段、不講妥協，罔顧那些不能或不想離開香港的參與者的利益。香港政局複雜之處及難於用常理推測，正在於此！明乎此，中央政府擔憂外部勢力不無道理。
總結一句，筆者相信對戰爭的恐懼或發生會令大多數香港人回歸基本面——對香港與內地命運共同體將深有體會；這樣，香港與內地建立利益共同體的主觀願望才有扎根基礎。最後，若對戰爭的估計是「隱喻」的話，容許筆者借用歷史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對隱喻的看法：
「儘管『隱喻』或許是一切錯誤之源，但它也是一切真理之源。」
希望海天的估計是錯的。但若一天解放軍部署反潛艇導彈，大家應該清楚不過了！
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