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漢涉嚴重性侵侄女10年 案延5年未審成司法恥辱
被告人權遭受侵害 法官無奈放人
【明報專訊】一名華裔男子涉嫌性侵當年僅6歲的侄女，之後10年一直犯下性侵擾、邀請性接觸、持有兒童色情物品、性侵犯和勒索罪名，案情之嚴重，在他被控後案件被排為「優先處理」，以防他用「違反人權」條款脫控。但案件最終還是因為法官不足及辯方律師的問題拖了1,944天，即逾5年，最終該男子脫控獲釋。
案中被告為華人男子L(化名)，在審判即將開始前夕，突然要求法官「終止指控」(Stay of Charge)，理由是他的人權遭到侵犯，未能在合理時間內接受審判。
安省高院法官仔細核對了所有的司法程序，最後只能無奈地將其釋放。
被告聲稱，他從被捕之日，拖延了1,944天(或約64個月，即5年04個月)都未獲排期接受審判，已經遠遠超過法律規定30個月上限。
檢控方則辯稱，造成這樣的狀況並非他們的本意，主要是受疫情影響而出現案件審理積壓，這符合法條中所說的特殊情況。
雙方為此提交了大量的文件紀錄，其中包括所有相關的法庭紀錄、律師和審判協調員之間安排庭審檔期的大量電郵及其他相關文件，試圖證明造成拖延的責任應由對方承擔。
被告被指控對其侄女實施長期的性虐待，從小姑娘4、5歲時就開始，直到她16歲為止。當時被告的年紀為20､30歲。他涉嫌在侄女年僅6歲時就拍下她的性照片，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利用這些照片勒索以便自己進行各種性侵行為。
因為這些指控異常嚴重，因此法院在排期審理此案時，已將此案列為「優先」案件。但即便如此，還是不斷出現延誤。
第一個延遲是從2019年2月到8月的受理期，總共188天，要計算在法律規定的30個月期限內。
第二個延遲是初級聆訊階段，此時因疫情聆訊的時間被嚴重延遲，原定是在2020年4月的審訊，拖延了17個月，一直拖到2021年9月。
至此，司法程序進入安省高等法院的階段，第3次拖延也隨即出現。2021年9月至2022年10月間，高院的西梅爾(Himel)法官用了足足1年，才確定本案的正式審訊日期為2022年10月3日，進行為期7天的陪審團審判。
檢控方認為，是辯護律師無法出庭造成這1年的拖延。
到了10月3日，原要開始的審訊又再推遲，出現第4次拖延，而且還拖到第2年的10月，原因是法官不夠無法審判。
法庭書記好不容易把法官和檢控官的檔期湊上了，被告律師卻又沒了檔期，所以拖延了1年。
到了2023年的10月，審訊還是未能如期開始，出現第5次拖延，因為還是法官沒檔期，就算是千辛萬苦安排上法官和檢控官的檔期，律師的檔期又沒有了。這回是拖了8個月，定在2024年6月18日審結。
之後，被告就提出了「終止指控」的申訴。
受理申訴的安省高等法院的科德(M.A. Code)法官認為，在第二次拖延出現時要分為兩個階段，從2019年8 月到2020年4月間的231天，不屬於受疫情影響的「特殊情況」，因要算在30個月期限內；而從2020年4月到2021年9月，就不用算在30個月內。
此時法院方面已經意識到再拖延下去可能會觸發「違反人權」條款，因此已在想辦法優先安排法官和檢控官的檔期，但卻屢屢因為律師沒空而無法開庭。
對此﹐科德法官引用舊例判決：「如法官和檢控官已準備好進行訴訟，但辯方沒有準備好，那麼辯方將被認定為直接導致延誤。」
到第三次拖延的2021年9月至2022年10月間，扣除因被告律師延誤的時間外，還有271天仍需計算入30個月期限內。
第四次拖延，辯護律師要為三分之二的時間負責；第五次拖延，辯護律師要為一半的時間負責，因此這兩次拖延可以算在30個月期限內的天數為121天+130天。5次拖延總計為941天，而非被告所稱的1944天，但還是明顯超過了30個月(913天)的上限。
科德法官最後無奈裁定， 這宗涉及兒童性虐待指控的嚴重「優先」案件，卻不能按照「在合理時間內」審判的憲法標準進行審判，是司法行政的恥辱。但考慮到被告的人權遭受侵害，他只能被迫終止本案的審判程序，將被告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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