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看文史：國難財
【明報專訊】此刻多事之秋，最苦的還是百姓，能源危機及乾旱下油公司、糧商利潤創新高，無法通關下健康驛站、檢疫酒店名額變成炒賣商品，都是逐利社會的寫照。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歷史告訴我們，宣傳大於實際。
暴利
俗語說「無商不奸」，在以農為本的傳統論述中，逐利的商賈往往被視為危害，成語「捨本逐末」的「末」便是商業(《呂氏春秋·上農》)，最可惡的是災荒時囤積居奇是常事，如南宋官員王珪謂：「每歲禾稼未登，或小有水旱，民方艱食，富人閉糶以規厚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要說教地怪罪商人當然容易，但孟子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當後期國家衰落未能為民制產，理論上只有士人能恪守道德，百姓則是先求溫飽，核心問題是官府如何賑災——制度上歷代皆設「常平倉」，豐年儲糧荒年開倉。
吃賑
諷刺正在於此：我們最易聯想到「國難財」的並非奸商，而是官吏侵吞賑款，畢竟清裝劇縱是宮鬥的《延禧攻略》也不乏如此情節。官員無德固然老生常談，亦要留意時代背景：小冰河期下明清天災頻仍、低俸祿以至默許貪污的官場生態。明朝國策重農尚儉，當天災下常歉收，民間工商卻繁盛，官府搜刮漸成常態，馬上得天下的清亦循之。以至明末邊防告急而徵遼餉，卻常落在官吏口袋而前線欠糧。近年政治形勢下，也有人點出另一班「漢奸」：晉商在官府默許下與後金/清貿易「資敵」——細想的話，當官吏也貪污，「商人誤國」不過是轉移視線。
裸官
近年另一有趣景象是，近代以金融投資獲得財富的人，多被「追授」發國難財的標籤，例如宋子文、張幼儀——國難下賺錢而不與百姓共患難當然「罪大惡極」，更不用說他們都於內戰後期離開內地。只不過尷尬的現實是，內地近年不斷爆出高額貪官及多番重申打擊親屬擁外國籍的「裸官」，似乎直至當代仍未擺脫官員很懂發財的歷史。而就算在廉潔的香港，政府資本的港鐵、領展不停加價，市建局不斷解釋為何貴價賣樓，看起來與商人別無二致。謹以《漢書·董仲舒傳》的話作結：「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葉雨舟
(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
文：葉雨舟
圖：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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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同樂 第6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