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隨英國2016年公投通過脫離歐盟，以及特朗普贏出美國總統選舉，國際媒體均以「右翼的崛起」來形容國際政治的發展。西方社會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歐盟兩國始創國荷蘭及法國將於2017年3月及4月分別舉行國會及總統選舉，國際社會擔心走了60多年的歐洲整合之路已到盡頭。
在此討論歐盟會否解體言之尚早——事實上，不論從歐盟軍事協作，或者早前歐洲執委會主席容克對歐洲議會發表「歐洲的未來」演說看來，歐洲領袖似乎展示維持歐洲整合的決心。本文希望回歸問題的基本︰以「右翼的崛起」形容歐洲以至全球改變是否妥當？
政經全球化 各地有落差
以色列歷史學家Yuval Noah Harari在2017年2月的Ted Talk中說，當下全球政治的分野不再是傳統的左右之爭，而是全球與本土之爭。傳統政治學的「左」與「右」分野在於民族及社會的開放程度，而經濟上的「左」與「右」則以經濟因素及市場的流動程度區分。
然而，Harari指出今天全球政治互動的張力，在於政治社會與經濟社會全球化程度的不同：20世紀經濟全球化成為主流，各國為吸引跨國企業投資以及促進區域貿易，紛紛簽訂不同形式的區域整合或自由貿易協議，及作不同程度的市場及金融自由化改革。但自17世紀起，民族國家系統仍是世界政治的主流，即使不少區域組織在二戰後成立，但它們的運作方式多以「政府間」為基礎，主權國家在一些全球治理的關鍵範疇如安全合作、勞工保障等，還是掌握着最終的決定權。因此，當民眾面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國內衝擊時，他們的訴求只可以向所屬國家申訴。
跨國資本利益與基層工人脫節
以歐盟國家為例，歐盟的「四個自由」強調人口、貨物、資本及服務的自由流動，本來有些國家的競爭優勢可能是價廉的低技術工人，有些國家的競爭優勢可能是高技術的專業人士，但不同國家的勞工如今被放到同一個區域內爭逐工作，自然有得有失。
一些已發展的歐洲國家如英國，他們的低技術工人認為這樣的自由流動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但國家在政治上卻受制於歐盟體制難以脫身，脫歐呼聲自然高漲。
然而，要求脫歐、反全球化是否等同於右翼？這樣的斷言似乎不太準確。反歐盟、反全球化本來就是歐洲傳統左翼的一貫立場。他們認為，在經濟一體化的前提下，跨國資本只會增加對工人的剝削，例如區域分工令工作生產進一步「碎片化」，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地域差異將不同的工序放到不同的國家，繼而削弱勞工的叫價能力；而國家間勞力法例的差異，以及工會難以跨國運作等實際問題，亦直接削弱工會對工人的保障。
左右翼均有全球化正反論調
所以，歐洲傳統左翼反對歐盟進一步整合的聲音不絕，只不過部分所謂的歐洲主流左翼政黨，在1980年代起因為爭奪政權慢慢走向中間偏左，來自傳統左翼的聲音才會消失於主流媒體之內。但經濟的過度自由化，以及社交媒體打破主流媒體的壟斷，令歐洲傳統左翼光譜重見天日。既然左右翼均有支持及反對全球化及區域整合的立場，以左、右劃界似乎不太合理。
另一方面，Harari認為我們不應完全抹殺國族主義的貢獻。他以中國為例，說假如中國以族群(tribe)為主導，可能連黃河氾濫的問題也解決不了；但在國族主義的影響下，各沿黃河而居的族群因為屬同一國族的信念而修整河道，最終反解決了各族的共同隱患。而因着不同族群在社會的合作，政治及經濟亦得到長足發展。
權力不均是失衡根源
不過Harari認為，今天人類「居於同一條科技洪流(cyber river)附近」，而每個民族均難以治理這條科技洪流。隨科技發展，人類的工作最終或會被機械所取代，而掌握這些技術的人將成為世界唯一的領導者。以網上世界為例，當下社交的生態不再是資訊不足而是資訊超荷(information overload)，人們從社交媒體得到大量被計算、剪裁的資訊，進而塑造他們對世界的認知，這就是「後真相時代」的起源。但更諷刺的是，人們會要求社交媒體公司加強控制及處理這些資訊，例如編寫分辨真假資訊功能的程式，進一步將權力投放在這些科技巨擘手上。
假如不改變全球治理制度，人類社會的經濟甚至文化生活會逐漸被科技、虛擬社會及一小部分的人所控制，但困境卻由負責提供社會福利的現實民族國家及廣大市民所承擔，全球和本土間的張力只會愈來愈大。如何處理本土與全球、現實與虛擬社會的爭議，將決定人類文明的走向。
■關鍵字
右翼、左翼、本土、全球政治、經濟全球化、反全球化、國族主義、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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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陳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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