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方約恆是一個「奇人」，1985年他考入香港大學，讀了一會方知道自己不適合機械工程，但礙於當年轉科不易，升至第二年，他決心離開，「唔畀轉科，便不讀，考多一次A-level(高考)」，於1988年再考入港大修讀社會學。 為轉系 退學再戰高考 讀港大期間正值中英談判結束，社會爭取「八八直選」，在這種氣氛下，方約恆也如其他熱血青年關心香港前途，他於1987年參與學生會工作，1989年時他擔任評議會主席，曾與另外3名同學到北京送信，向中央爭取民主《基本法》。當年的中國較現在氣氛寬鬆，他們出發前和對口單位打了招呼，一到埗，「徐澤(曾任港澳辦副主任、現為澳區全國政協常委)是為我們開車門那人！」 方約恆笑言他們當年普通話不行，內地便找了懂廣東話的徐澤接待他們，4個小伙子到北京的數天，曾希望到天安門廣場，「諗住拉一拉banner(橫額)、打吓卡嘛」，誰知乘車前往期間，徐澤突然說了句：「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規矩，你們都明㗎啦。」「我們便驚，四條友便無做到，banner留在袋中，唯有觀光。」他暗忖酒店定有偷聽器。是否第一次感受到內地的監控？ 方稱那個年代不少人都曾回過內地，自己小時候會和父母帶物資回內地接濟親友，過關時母親曾有一句「爛gag」：「知不知點解呢度叫深圳？你個『心』唔『震』咩！」 做EO兩月嫌悶辭職 方約恆沒想過，這趟北京之旅後兩個月，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會死，更沒有人想過會爆發六四事件。北京學運期間，方約恆和同學不時要通宵製作橫額聲援，有一次翌日更要考試，考試明明有3條題目，他只答了兩題，「我都不明白為何我會及格」。 大學畢業後，方約恆考上政府行政主任(俗稱EO)，但做了幾個月後覺得很悶，便放棄這隻「鐵飯碗」，「這是一生人最錯的決定」。他之後返回大學做研究生，其後走上議員助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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