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財富大逃亡》是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的作品，出版社建議分為「商業理財」、「經濟」及「社會科學」類，然而，通識師生可將它放進「全球化」和「公共衛生」的參考書目。
健康知識的發展與公共衛生政策之間的關係往往很難說得深入。很多資料都集中說傳統概念如何影響一般人對健康的理解，但到底這些概念與公共衛生政策之間的關係又是不是只有「傳統與現代」、「有知識和沒有知識」這些二元分野？
細菌論推動公共衛生及政策發展
《財富大逃亡》一書舉了幾個我們都聽過的例子，如細菌致病理論和它的發現過程有不少教科書都提過。我們難免圍繞細菌論和科學方法作延伸，卻忘掉它們怎樣推動公共衛生的發展，以至推動過程的教訓。作者迪頓指出一般公共衛生質素的提升，可有兩派主要解釋，一個是科學發展，另一個是社會條件的改善。當細菌論出現後，社會應可以透過實踐理論，提升社會衛生設施和條件，從而改善公眾的生活。
現實卻是即使在歐洲，這些看來是科學得很的結論，也要有不同的條件才得以落實。例如細菌論得到實證支持後，大家都明白水源污染是導致霍亂的其中一個因素，人們需要清潔的食水來保持健康。因此，最直接而理性的政策改變，當然就是鼓勵自來水公司採用清潔的水源。但以英國為例，由於當時清潔的水源都用於工業生產，到了社會開始推行民主化改革，擴大選民基礎，政黨為吸納選票才以此為政綱，方能落實這個政策。
既有觀念生活方式需長時間改變
除此之外，新知識往往要經過一段長時間，透過不同途徑才令一般人的觀念、態度以至生活方式得以改變。即使到了今時今日，有很多因細菌論而衍生出的簡單衛生習慣，仍不是世界通行。例如書中引用了一個例子，在印度縱然助產士技術高超，但仍不會在兩個手術之間做最簡單的衛生程序﹕洗手。
「公共衛生」單元另一個難講得深入的地方，就是我們往往相信，經濟條件提升，就必然會令衛生設施和條件得到落實，彷彿沒有再深入討論的空間。
但迪頓對貧窮國家的研究有更多特別的思考。很 多統計指出，經濟發展的確提升了一些國家的健康水平，因為科技的發達，部分基本的醫藥其實一般國家都可以負擔，也因此貧窮國家的嬰兒夭折率減低了不少，令全球人均壽命都有所提升。然而，經濟條件與健康知識以至公共衛生的關係並不這樣簡單。有數據顯示，經濟成長較快的落後國家未必也是夭折率下降得較快的國家，經濟、知識與健康之間還有好些因素影響。例如，經濟條件改善當然可讓公眾買得起有營養的食物，政府或可以減少公共醫療開支，但決定性的影響或在於增加教育機會，改變民眾的行事方式，了解衛生常識亦使國民懂得使用有限的資源來維持健康。
經濟成長較快≠夭折率下降得快
說到這裏，我們又必然要提及政府的角色，如常常提到的「資助」角色及醫療融資的問題。但除此之外，政府(或廣義的政治)還在什麼範疇可以影響公共衛生水平呢？
迪頓認為在最少兩個情况之下，即使一國經濟條件成熟，國民健康也無法提升﹕一、國家不重視公眾健康；二、國民根本沒有足夠的健康意識要求政府改善醫療水平。此書引用國際調查，指出部分貧窮國家都有個普遍現象，即使醫護人員認為國民百病纏身，國民卻普遍認為自己很健康，在對健康的滿意度甚至與富國國民對自己的健康評分相同。這些國家在醫療系統都有同樣的情况，就是私人醫療系統其門如市，但國民一般都不信任公共醫療服務。迪頓的總結很有力﹕失能的政府——欠缺有效治理的結構，欠缺受過教育的官僚及統計系統，缺乏定義明確且強制實施的法律架構——加上缺乏受過教育的人民，國家便很難或不可能提供適當的醫療照護系統。
失能政府難提升國民健康
這本書除在「公共衛生」方面有系統的論證之外，它對富國和窮國的分析也能讓我們對「公共衛生」這門其實很「全球化」的課題有更多了解。很多的立論都從一些大家並不陌生的數據出發，透過分析概念和印證資料得出。對教師和同學來說，無論是對課程或者思考方法，都是很深入淺出的教材。篇幅所限，我只分享此書對公共衛生的一些看法，而書中另一個更引起爭議的課題，是對國際援助的看法。
■相關概念
細菌論
健康水平
公眾健康
貧窮
醫療水平
經濟條件
文﹕陳樹鳴老師
(通識網﹕www.LiberalStudie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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