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雅門等西方學者質疑中國模式難以持續，認為民主制度自我修正較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對此並不認同。他反指美國體制只是理論上可以自我修正，但實際上不然﹕「美國有很多體制力量很大，大得不能倒下(too big to fall)，例如根本沒有人可以改變華爾街，它有自己的邏輯，沒有總統可以改變它。反而中國可以，你看中國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連周永康這麼大的高官都可以抓起來。」 鄭永年向本報表示，美國的問題在於所有東西都是過於「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什麼都難以改變；中國則是社會經濟變化得太快，許多東西都未曾體制化，習近平在四中全會講「法治」，也是為了體制化。鄭永年形容，自己的一貫主張與福山在新書談到的「政治衰敗」不謀而合。他說，一黨制理論上變化會很慢，兩黨制或多黨制則變化迅速，但實際上不然。「中國的經濟政策從鄧小平時代以來已經有很多的變化，中共當然仍是一黨統治，黨的結構也沒有變化，但內容已經變化很多了」。 他強調，討論中西治理模式優劣時，不應以抽象、道德或意識形態方式去看，而是要先去看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他舉例說，中美同樣是市場經濟，但中國政府力量更強大，美國則是市場力量強大，倘若要推行經濟改革或應對經濟危機，更有力動用資源的中國模式較佳，但倘若要創造個人自由或加強經濟流動性，則是美國那套較好。 鄭永年相信，中國未來會發展出「一些民主」，因民主會是某些政治議題的解決方法，但他相信這些改變不會動搖整個系統。他形容許多人(包括香港人)認為，民主就是多黨制，但他不同意，理由是「民主的關鍵在於競爭」，而政黨只是組成競爭的方式之一，「競爭不是為了競爭本身，而是造就更好的人才出來」。 鄭永年形容西方的多黨制是「外部多元主義」，中國則會走上內部多元主義，即「開放的一黨制」，可能會是把精英統治(meritocracy，以選拔體現)和民主(以選舉體現)結合。 對於習近平提出法治改革，鄭永年認為法治是一切改革的基礎，但相信中國的法治最終會與西方有別。中國建立法治的關鍵在於處理黨與法律的關係，因為法治意味着「黨也需要obey the law(遵守法律)」。他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法律沒有影響力，而是未有司法獨立，令執政黨可以干預司法系統，中國未來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司法獨立，相信當局有見及此才提出設立巡迴法院和跨省法院，而「從亞洲的經驗來說，一黨統治與司法獨立不一定是矛盾，仍是有可能的……台灣、韓國和日本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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