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不講奇情故事 同行一段療傷路
翁子光再聚焦社會邊緣議題
「我相信這會是一套沉重但充滿愛的電影」，《爸爸》導演翁子光在亞洲電影節放映後如此道。翁子光前作《踏血尋梅》(下稱《踏》)及其監製的《正義迴廊》都改編自真實兇案，新作《爸爸》亦改編自2010年發生的「荃灣享和街弒母殺妹」案。
電影中的阮永年(劉青雲飾)，一夜痛失妻子金燕(谷祖琳飾)與女兒厚恩(熊諾頤飾)，而因患上思覺失調錯殺家人的兒子厚明(蘇文濤飾)亦被判囚小欖。獨對空房，時間恍如停滯下來。但面對傷痛，阮永年仍定時探望兒子，嘗試修復已經破碎的家庭，兩人在牆內、牆外共走一段療傷的路。
撰文：鍾卓言
解構真實事件 呈現超脫「愛恨」的「愛」
問及為何創作以真人真事改編為主，翁子光笑言自己創作力不夠，故較偏向解構真實事件或在其中加入想像，而寫《踏》時便決定要拍這類香港較少的「社會推理派」電影。他又提到，案發之處與他的舊居實只一街之隔，故自己對於整個社區的氣氛、地理環境都很熟悉，較易掌握如何用美術呈現生活的環境與細節。但事件更令他難過與傷心的，是事主不斷質問自己為何未及早發現兒子的反常，但隱性的突發精神病本就難尋?象，家屬過度自責反而更教人痛心。
不論現實還是銀幕上的父親，面對兒子錯殺妻女，比起懊惱與不解，更多的是對自己的憤怒，他最終選擇了陪伴兒子走出思覺失調的困境，導演引述劉青雲的話：「電影中的爸爸沒有了『原諒』的概念，既不曾怪責又何來原諒？」他認為超脫「愛恨」的語境所講的「愛」，更為偉大。電影中爸爸既期盼兒子早日出獄，又會擔心他未能適應社會，不同想法在腦中交戰、迴盪。「而我想，每個人碰上巨變，都會問『可不可以回到一切尚未發生那刻？』」，這問題遂亦成為構思《爸爸》的切入點。
與事主交流近10年 改編電影盼社會關注
翁子光製作《踏》時未有接觸原型人物，是因認為每人理解的真相都不同，擔心會被兇手的敘述影響故事的呈現，故電影亦從警察調查案件的視角展開。這次為了拍攝《爸爸》，翁子光卻與事主交流了約10年之久，如此轉變的原因卻意外地簡單：「因為今次是從爸爸的角度講故事，便『破例』讓事主參與其中。」而因採用了爸爸的敘事視角，也奠定了要講的是一個家庭故事，而非「血腥大慘案」。幸得梁耀忠、翁靜晶介紹原型人物簡先生，翁子光指在長時間交談中了解到簡先生對整件事的感受。後來發覺不論是二人之間的溝通，還是以電影呈現事件，對簡先生而言其實也是一種傷痛的出口——電影成為了療傷的過程。
要將真實事件放上大銀幕，無法避免改編。但翁子光指簡先生不止未要求看劇本或電影，在放任改編故事之餘，亦慷慨給予祝福。而電影裏，陪伴阮永年度過傷痛的家貓「三花」，以及阮永年與他的姊姊、弟弟的相處，皆為描寫角色性格而添，而阮永年尋求上門性服務卻被騙的一幕亦然。翁子光說自己想用生活化的事件，帶出角色在喪慟時試用極端方法分散注意力，卻無法磨平心裏傷口。說到底，他真正需要的，是心理上的溫存和溫暖。
「好多時拍電影、表達你的看法，是要用良心，多於一把道德的尺」，翁子光認為改編雖未有明確界限，拍攝者卻要質問自己是否真正關心描繪的對象，又能否在社會留下正面因子——如討論和關懷。常聽見有人把「白卡」掛在嘴邊，卻未意識到這對精神病患及家屬帶來的壓力，他希望《爸爸》能喚起社會對思覺失調的關注，「電影無法改變世界，但可以表達一個態度」。
非線性敘述刻劃父子和解之路
近年港產片如《一念無明》、《正義迴廊》、《白日之下》也都觸及精神病議題。但影視媒介該如何呈現精神病患，觀眾又應以什麼樣的目光注視他們？翁子光似乎交出了另一份答案。
「雖然他們在生活上會有不同需要，但未必是弱者。」翁子光提到電影製作時曾和社工聯絡，得知接觸社會上較邊緣的族群時不要持「幫緊佢」的心態，故電影也避免強調精神病患「受助者」的角色，以免造成二次傷害。而飾演兒子厚明的蘇文濤亦稱，本以為導演會採用自己情緒爆發、張力較大的畫面，未料導演擔心會脫離現實情?，而選用了比較抑壓、瀕臨爆發的鏡頭。「如果演員做到很『思覺失調』的畫面，只是滿足了戲劇效果，而非帶來對病患的真正認識。」翁子光提到，被囚禁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病人，因隸屬懲教署系統，藥物種類受限，家人亦無權配藥。而這次電影也嘗試從這些方面描寫他們及其家庭的困難，多於放大病徵與慘?製造奇情。希望觀眾了解，病人同樣活在正常生活軌?中。
《爸爸》一如翁子光舊作，採用非線性的敘述方法，原因之一是為了模仿爸爸在案件發生後的「腦迴路」，呈現盤根錯節的情感，以及時間在意識中斷裂或浮游的狀態。故他認為電影沒有明確的入口與出口，而是需要觀眾參與其中，在過程中拼出爸爸情感世界的脈絡。如是，在翁子光眼中的《爸爸》不單刻劃父子如何走出陰霾，以及二人與自己、與對方的和解之路；觀眾在陪走一段療傷路的同時，或許也能撫平他們某些潛藏已久、難以言喻的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