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強制檢測或侵自決權 質疑控疫效果 倡研不涉刑責方案
【明報專訊】新冠病毒疫情持續，政府正研究法律框架引入強制檢測，要求有病徵者、高風險群組等檢測，當中或涉人權爭議。有研究醫學倫理及法律的學者認為，強制檢測或限制市民的「自決權」，且未必能有效達到控疫目的，若強制要求有病徵者、爆疫行業員工或爆疫地區居民檢測，甚至引入刑責，做法不合理，即使部分人對社區有較高風險，例如院舍員工，政府應考慮強制檢測以外、其他不涉刑責的方法，例如不檢測就不能上班，亦可縮窄範圍，只要求爆疫大廈住客檢測。
明報記者 畢嘉敏
政府正研究有病徵者、有爆發的地點和高風險及高接觸職業強制檢測，香港大學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總監、法律學院副教授何維倫接受本報電話訪問稱，強制檢測或限制了《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第一條的「自決權」(self-determination)。他解釋，自決權亦代表選擇權，即一個人不能不合理被強迫做某些事，這權利於普通法亦受保障。《基本法》第39條訂明，《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通過香港法律實施。
不過，何說自決權並非絕對權利，如第599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訂明，食衛局長有權訂立規例，要求任何人接受醫學檢驗或測試。至於食衛局長若訂規例推強制檢測，是否不合理地限制自決權，要視乎多個元素，包括政府有否合法目的，強制檢測這方法能否達至該目的，以及除強制檢測外是否有其他對人權侵犯較少的替代方法。
質疑準確度成本效益 難控疫
何維倫認為，控制疫情可以是合法目的，但推行強制檢測能否有效達到該目的、是否必要，仍要考慮多個問題，例如檢測是否準確、可靠；接受強制檢測後，是否仍可能因「假陰性」等問題而走漏個案；強制檢測是否符合成本效益；病毒是否仍會透過輸入個案等其他方式進入社區等，「強制檢測只是其中一個工具，很難單憑一個工具來完全控制疫情」。
院舍職員可限「不驗不能上班」
政府計劃要求特定群組強制檢測，何認為，對於有病徵者，關鍵是考慮病人所涉的公共衛生風險，若病人不會接觸高危者，則不應強制檢測；若病人會對社區帶來較大風險，例如院舍職員有病徵而拒驗，仍可考慮其他不涉刑責方法，例如不驗就不能上班。
強制驗疫區「太廣泛」不合理
至於要求爆疫行業員工和爆疫地區居民強制檢測，何維倫認為，檢測對象太廣泛，做法未必合理，「例如若旺角爆疫，就要求所有旺角居民檢測，政府是否可確保旺角居民不會將病毒帶到其他區？是否強制檢測旺角居民就可消滅病毒？如果強制檢測不能有效達到政府的目的，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何維倫認為，若一幢大廈有人確診，要求大廈其他住客檢測則有一定合理性，因大廈住客之間接觸較多，且SARS經驗顯示，大廈內出現大爆發風險較高。
倘措施落實 司法覆核難推翻
何維倫說，外國有很多地方疫情較香港嚴重，甚至要「封城」，但都未推強制檢測，以本港現時疫情，難合理化強制檢測，「但不排除有日香港的疫情也會到很『絕望』的情况，就可能有需要推強制檢測」。
雖然要求所有有病徵者等群組強制檢測未必合理，但若政府推出有關措施，市民亦不易推翻。何維倫說，市民可司法覆核政府決定，但成功機率很低，因法庭不會輕易推翻政府的公共衛生政策，除非政策沒科學根據、完全不合理，「政府會有其專家意見，證明政策合理，提出反對者要另外找其他專家，證明政策不合理，法庭會衡量雙方的專家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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