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明回憶營救民運人士 游說外國接收 法國先開門 黃雀得飛飛
【明報專訊】編按：1989年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國及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烙印，30年過去，本報今天起以專題系列報道事件經過，還原事實，保存歷史。6月4日北京武力清場後，香港有人透過地下通道營救運動領袖，除規模最大的「黃雀行動」外，亦有當年學生暗地支援，本周系列將報道當時的救援工作，以及施救者與獲救者的「六四經歷」。
1989年6月4日凌晨解放軍武力清場後，北京市公安局於6月13日發出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21名「高自聯頭頭」的通緝名單，其時香港有人發起「黃雀行動」，協助民運參與者逃離中國，後來加入行動的支聯會，有份參與的包括退休牧師朱耀明，當年負責照顧流亡者，游說外國總領事館接收。朱耀明記得：「法國最先開門(接收流亡人士)，僅得它一個國家面對鄧小平復出後的中國，政治壓力很大。」卻原來，「那年碰巧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法國人關注中國民運」，其時協助照顧抵法人士的漢學家白夏(Jean-Philippe Béja)說：「法國開門，是民心所向」。
明報記者 李以莊 特約記者 蘇靈茵
巴黎——香港連線報道
時值法國大革命200周年
解放軍清場後，香港有團體發起「黃雀行動」營救民運人士，支聯會後來才加入，「最初是華叔(司徒華)、李柱銘做，但後來工作太多，華叔找我幫忙頂」，朱耀明說，「他知道我是『只做不說』的人」。
6人參與互不知情
只向司徒華匯報
當時支聯會有200多個團體屬會，但參與「黃雀行動」的僅得6人，互相並不知悉對方工作，只向司徒華匯報。朱耀明在佔中案宣判前接受訪問，稱當年負責照顧到港的民運人士，記得電視上看到的學運領袖，都是英雄少年，逃亡來港後，見到的卻是「景况淒清」，「如王超華，她父親是大學教授，到了香港，只拿一個膠袋，內裏只有幾塊錢，已是一身家當」。朱耀明形容當時港英政府「睜一眼閉一眼」，接收了軍人等最敏感者，但礙於政治壓力，不敢接收民運領袖，朱耀明便要尋找其他國家協助，令他們不至成為留港難民。
聞柴玲報平安錄音
法使館：我們要她
朱耀明四出奔波，「最初美國也不敢接收」。一扇門關了，另一扇窗總會開，「法國是最早的，6月中開門，僅得它一個國家面對鄧小平復出後的中國，政治壓力很大」。通緝名單排第4的柴玲，逃亡中釋出「我是柴玲、我還活着」的錄音，全球關注，身分尤為敏感，當年在法國照顧逃亡民運人士的漢學家白夏接受訪問時說：「法國大使館二話不說：『我們要她』。」柴玲抵法後，由協助辦理居留權，記者會上負責翻譯，白夏說，「我們天天在一起」。朱耀明說，自法國開門後，工作變得順利，美國、加拿大、澳洲也願意接收，自1989至1997年，歷時近9年的「黃雀行動」，送走400多名民運人士，還有部分留港生活至今。
此後經年，除卻九七回歸前被勸說暫時離港，朱耀明鮮有和民運人士聚首，但兩年前考慮到佔中案可能入獄，朱耀明帶同紀錄片攝製隊赴海外訪問他們，說到故人，如數家珍：「封從德，30年前在法國還是吊兒郎當，一片落寞，今次見他，容光煥發，讀中醫」、「蘇曉康較可憐，太太車禍後半身不遂，要他照顧……」流亡人士偶有分歧、更曾被批評「吃民運飯」、「一事無成」，協助過他們的朱耀明不敢苟同：「他們離港前，我只叮囑他們：找份工作，好好做，做好了，才關心民運……他們無家可歸，一無所有，我們還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是沒資格批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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