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屆全國人大和政協的第一次會議，終於曲終人散，但今次兩會的很多結果，如修憲、機構改革、人事安排，對今後中國政治影響深遠，而且今次兩會打破了很多過往多年的慣例，仔細分析也耐人尋味。

首先，今年兩會的會期長達18天，是多年未見的長會，上一次開18天的兩會還是1993年的八屆人大和政協第一次會議。在這中間的25年間，人大和政協也經歷了多次換屆，憲法也有多次修改，但一般也就比正常年會多一兩天，這說明當局對今年的換屆和修憲十分重視，可能也深知今年的議題較為敏感富爭議性，故預留較多時間做(游說)工作。

另一個破例之處當然是人大主席團的安排，首次由並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組部長陳希任排名第二的常務主席，證實了身為常委的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王滬寧並非組織人事的大總管。

在人事安排方面破例之處更多，王岐山的重新出山創造了卸任政治局常委的元老重返政壇的新模式。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全國政協的秘書長由非中委的夏寶龍出任，也是罕見的破例。

以往將晉升副國家級領導人的省委書記，應該在地方先連任，在兩會換屆時才更上層樓。但夏在一年前已卸任浙江省委書記，並已到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去任職了，今次鹹魚翻生，出人意料。他不僅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躋身副國家級行列，更兼任全國政協秘書長，等於是做了主席汪洋的大管家。這一實權職位，由一名已退出中委的官員而不是其他身兼中委的政協副主席出任，前所未有。所以說，夏寶龍的復出與王岐山的復出乃異曲同工。

國務院人事安排，今年也多破例之處，如新一屆國務院的部委首長中有6人屬於副國家級，除外長王毅、防長魏鳳和、秘書長肖捷、公安部長趙克志4人是國務委員外，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鋒、國家民委主任巴特爾兩人都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個個是大佬，也增加了國務院統一領導之困難。最特別的是，楊潔篪不入閣，令外交主導權移出國務院，王毅這個國務委員充其量不過是外交團隊的三四號人物。孫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