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國慶後10天，這期「國」的專題出版了。無獨有偶，國慶前10天，不喜歡偶數的龍應台來到香港中文大學的《目送一九四九／龍應台的探索》(下稱《目》)放映暨座談會，分享撰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下稱《大》)和拍攝紀錄片的二三事，回應觀眾提問。從大江走到大海，她希望這本書、這部影片能為大家打開一扇窗，找到新的視野。
走訪大江南北 打撈內戰故事
1942年，台籍日本兵鄭子昌醫師拋下剛滿月的兒子鄭宏銘赴兵役。鄭宏銘記得，父親的事像被關進塵封的箱子，但有次母親對他說 ：「你父親以前的頭髮就是這樣的味道……」
1948年，台灣詩人瘂弦17歲時，跟着學校流亡的隊伍走了，如果早知道那是和母親的最後一面，也許他不會甩開她遞上的油餅，也不會頭也不回地離開。
1949年，24歲的美君離開淳安古城，留下大兒子應揚、抱着襁褓中的應達跨越大江大海，來到名叫台灣的不毛之地。終日守望碼頭，她終於等到丈夫、國軍憲兵隊長龍槐生。
他們在台灣生下的女兒，稱為應台。
本想到台灣「躲躲雨」的美君，沒想過一場雨，下了整整60年。
風起了，無數人捲進時代的浪潮，踏出家門後，再沒有回去過，始終欠親友一句道別。
故事一開始，是個中年女子握着年邁母親的手，一聲聲問道：「你記不記得我？我是小晶啊！」說的是《目》的開場。子女眼中，父母總是老套而擺不上?面。目送重複訴說過氣故事的父親離世、果敢的母親逐漸失智，中年的龍應台忽爾醒悟——她不了解父母的過去與苦痛，亦沒機會聽他們說故事了。花近400天，她走訪大江南北，拜訪國共內戰倖存者，於2009年出版《大》，採訪過程被拍成紀錄片《目》。她所拜訪的人，現在大部分都不在人世了。影片記錄的，是一群行將就木的老人，對時代、對斷裂的時代與大江大海，一聲聲的呼喊。
了解兩岸觀點 重塑1949
翻閱中國近代史，不同地方對國共內戰的論述，各說各話。龍應台嘆道：「台灣知道的是半個歷史，中國知道的剛好是另外一半，香港知道的，又是另外一個角落。」當她動手研究「1949」，卻發現必須回到「1945」，認識本已住在台灣的600萬人(台灣人加上遷至台灣的日本人)，才能明白連同父母那200萬人，突然被時代的颱風連根拔起、丟到一個語言不通的地方，是怎麼一回事。
不論《大》還是《目》，有不少篇幅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身上。他是奉長官之令屠殺英澳戰俘的戰犯，他是低等的監視兵，常被日本軍官揍，地位不比俘虜高。日本戰敗後，他被判處絞刑，後改判監禁10年，坐牢7年後獲釋。在中國大陸，老一輩人經歷過8年抗戰，對日本兵以至台籍日本人恨之入骨，龍應台的父母亦不例外。然而日本統治台灣50年，那時的台灣人已成日本國民，說日語寫日文，從小歌頌日本天皇，決志為他效忠。直至國民黨來台，年近半百的他們，價值體系全然崩潰，被罵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龍應台問道：「那你說，哪一種情感，才是必須要尊敬的呢？哪一種情感，才是所謂正確的呢？」確立自己的立場前，必須「真誠地」理解別人的觀點；了解別人的苦痛後，對自己的痛苦才有更「真誠的」理解。她嘆道：「大部分的人，只願意、只守住、大聲地說我的痛苦，從來不屑去看看，你討厭的人的痛苦在哪裏。」
個體歷史 不比大歷史輕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周保松說：「我們在片子看到的都是普通人，都是平凡人。我相信如果龍老師沒有拍這個片、寫這本書，他們絕大部分的故事都不會被人知道，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曾經歷過什麼、面對怎樣的痛苦、承受過多少時代的苦難。」他續道：「這可能不是官方的歷史，而是個體的歷史，但這些個體歷史的分量，可能一點不比我們讀的所謂大歷史來得輕。」
尋找散落各地的時代倖存者，是一大考驗。龍應台憶述遭遇瓶頸時，神差鬼使地看到台灣《聯合報》的新聞：在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東北部的拉包爾，火山灰覆蓋的叢林下，找到3座國軍的墳。以此為引，她在台灣找到年近90、曾是抗日國軍戰俘並被送到拉包爾集中營的李維恂。她清楚記得，電話接通後，李維恂說：「我知道為什麼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但我李維恂獨獨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
這一字一句，記錄書中。沒有寫下的，是龍應台之所以找到他，是由於這老人拿着憑記憶寫下的800字，到訪台灣國防部每個機關，最後文章刊於一個退役老兵的網站。來不及記下的，是《大》出版後，國防部把於拉包爾逝世的國軍迎回台北忠烈祠，李維恂出席了春祭和秋祭。他在戰友的牌位前痛哭，說：「我終於把你們從拉包爾帶回來了。」
數月後，李維恂逝世。龍應台把故事收進2015年再版的《大》。
縱是螺絲釘 也要有思想
《大》記述的除了國軍與共軍的故事，更有日軍和德軍。一批批年輕人頂着國家所灌輸「正確」的思想與意識形態，拿着刺刀，上戰場殺人。時代流轉，歷史循環，龍應台嘆說：「每一代年輕的時候都曾經愚蠢過。」但她希望，下一代會多點成熟與智慧，不被時代、國家制約。我們或許是龐大機器中一顆小小螺絲釘，但必須是有思想的螺絲釘。她提到近日一則新聞：一名前蘇聯軍官逝世，冷戰時期，他收到美國朝蘇聯發射導彈的警報，為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押下重大賭注——向總部報告只是誤報，他因而被稱為「拯救世界的男人」。
歷史從來是無奈的，正如書中一個個名字，正如15歲離家的槐生，去了當兵，到了台灣；他貧窮，他沒有選擇。然而龍應台沉下氣來說：「你要完全說歷史是無奈的，有時候是一種懦弱逃避的說法，不見得。」從當初以批判直視台灣社會，一本《野火集》星火燎原；到她就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中華民國文化部長、出版《大》，被批評為國民黨粉飾太平，只看現象，不問原因。回看初衷，她引用錢穆先生的話，說：「我在做這件事時，是帶着很大的、對於歷史、對於長輩的溫情。」
文：譚舒雅
圖：資料圖片、相關機構提供
[語文同樂 第2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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